成為“人上人”，你得付出什麼？ 又度過了一個徜徉於書海的假日，
又回到了日常工作之中，這正是進行以下思考的好時候：試想一下，如果可以的話，你醒著的日日月月、分分秒秒，都在工作。 也許不是坐在電腦前敲字，不是砌磚、端咖啡，也不是評改論文或修理硬碟，但是仍然在工作：解決問題、接電話、做決策——重大決策，可能涉及數百萬美元和成千上萬的就業機會。 也許你正在觀看兒子的棒球比賽，參加姐姐的婚禮、父親的葬禮，
或是孫女的生日宴。也許你正在山坡上或正乘風逐浪。也許你正躺在床上，游離在夢的邊緣。 但是，不管你在哪，在做什麼，你都在隨時待命——無論刀山火海，天崩地裂。 聽起來挺有趣？ 過上“人上人”的生活，並非那種靠家族信託基金供養的富二代，而是拿七位數薪水的人。這些人出行坐頭等艙，身穿量身定制的西服（或300美元一條的牛仔褲），拿著鍍金的健康會員卡；與此同時呢，數百萬美國人徘徊街頭找工作。
聽聽學者、政治家和示威者的說法，你就會發現，“肥貓”（意指有錢有勢者）是地球上最令人痛恨的物種之一，只比蟑螂好一點，還沒有蛇討人喜歡。人們討厭他們的主要原因就是：“肥貓”賺的錢遠多於上班族。例如，首席執行官的薪酬約是普通人的260倍。這個差距很大，並且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得更大。 有一個理由很常見，用以為“肥貓”階層的薪酬之巨辯護，
即他們經營的企業規模與薪酬一起，呈爆炸性增長。麻省理工學院的賽維爾·加貝克斯（Xavier Gabaix）和紐約大學的奥古斯丁·蘭蒂爾（Augustine Landier）進行了一項研究，結果指出，1980年至2003年之間，首席執行官薪酬的六倍增長，“完全歸功於”美國大型企業市值的六倍增長。 這個解釋貌似有理，但不夠充分。有些研究者的工作就是去瞭解，為何有的人能經商致富而有的人不行。我不禁注意到，在收入不平等的爭論中，
有一個經常被忽視的關鍵問題：純粹的犧牲。 隨時待命 第一，也是很重要的一條，對於參加競爭的人來說，並非所有人都擁有相同的教育背景及隨之而來的強大人脈。 第二，並非每個人都擁有相等的才華。 第三，並非所有行業都能獲得相同的價值增益：軟體程式師和共同基金經理人永遠比咖啡師和化妝品銷售員賺得多。 第四，誠如喬治·派克（George Packer）在2011年11月/12月刊的《外交》（Foreign Affairs）雜誌中敏銳而詳盡地指出，
過去40年間，財大氣粗的企業說客已經逐漸傾斜了國會的天平。 但還有其他原因，即人們如何過自己的生活。這個原因往往被各種積怨所淹沒：一般而言，每天工作9或10小時的人，與那些以工作為生活的人，過著完全不同的生活——正因為如此，有的人比別人賺得少，且往往少得多。 所謂“完全不同”，我並非指上私立學校與公立學校、住豪宅與兩室一廳公寓、開凱迪拉克與豐田卡羅拉、逛科莫湖（Lake Como）與看電影之間的區別。這些只是一個更根本的差異帶來的副產品：有人只用面對一個老闆以及可能需要處理一位元憤怒的客戶，而有人需要處理所有憤怒的客戶、成百上千的員工、心急如焚的投資者、蜂擁的記者和油腔滑調的政客——他們在任何時候都能向他（她）討個說法。 在看《利益風暴》（Margin Call）的時候，我想起了這個工作法則：《利益風暴》是一部老套卻又吸引人的影片，講述了2008年金融危機前，一家類似雷曼兄弟的投資銀行的故事。即便你並非抵押貸款證券交易員，也不是“佔領華爾街”運動的參與者，也能夠欣賞這部電影並被劇情激怒。整個劇情在影片中的24小時內展開—晚上，一位28歲的分析員意識到，如果市場稍有逆轉，那麼他所在的公司就可能瞬間破產；而第二天，公司擺脫了自己的“有毒資產”，毀掉了市場，裁掉了大部分員工。隨著夜幕的降臨，一群百萬富翁銀行家也開始進行應急處理，包括整個公司的老大——由優秀演員傑瑞米·艾恩斯（Jeremy Irons）飾演，他在淩晨兩點乘直升機現身。影片的假設不言而喻：無論他們在做什麼，做什麼都無所謂，他們必須坐在會議室裡。整整一夜。 這就是他們獲得報酬的原因，不像那些晚上安然入睡的人——他們睡覺的時候，別人，具體來說就是那些應該處理問題的人，正在試圖解決問題。至於問題是否能夠處理好，就是另一回事了。 薪酬與績效 在收入不平等的問題中，以工作為生活這方面原因遭到掩蓋，其中很大一個原因在於，華爾街許多拿著高薪應該隨叫隨到的人，也不都是時刻待命著。他們不會為自己的失職而付出代價，因為自會有人來搭救他們。誠然，他們的股票和期權會受到影響，但是，比起有幸保住飯碗的人來說，他們的整體安逸水準明顯高出很多。在漫長的歲月裡，無論這些“肥貓”和他們氣派的副手為追求豐厚的薪酬付出了多少，這種結果都令人感覺不舒服。 這種薪酬和績效之間的脫節，也出現在更為傳統、受損較少的企業負責人身上。以傑佛瑞·伊梅爾特（Jeffrey Immelt）為例，2001年9月起，他開始擔任通用電氣公司首席執行官一職：在他任職期間，通用電氣公司的股價幾乎遭到腰斬，然而他的年薪仍然高達960萬美元。可以肯定的是，有很多和伊梅爾特一樣的企業負責人、董事會、以及一定程度上和股東一起—負責讓一切處於掌控之中，但他們往往做不到。 在屬於1%的那批有錢人中，很大一部分都是企業家，即我所研究的物件；他們和99%的人相比，不僅僅是及格而已。與金融界鉅子和上市公司首席執行官一樣，企業家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不過，相信我，他們多熱愛自己的工作，就多熱衷於賺錢。那些大獲成功的創業家就是世界上一些最為有錢有勢的人：福布斯美國400富豪榜中69%的人都是依靠自己創業發家。公司總經理和努力奮鬥的創業家之間的區別：如果創業家失敗了，那他就得餓肚子了，這是早晚的事，無論他為創業付出了多少年，投入了多少不眠之夜。 有一種觀念認為，從長遠來看，“以錢生錢”（也即華爾街的主要功能）這種做法能增加很多經濟價值；聰明的記者文人用事實駁斥了這一說法。最近一次經濟慘敗後，或許沒有比更多的創業家追求更適合做商業之輪的潤滑劑。但是，這裡的重點是，作為一個努力工作的有錢人，無論屬於哪類群體，都需要相當辛勞地工作，並為自己的企業或機構負責，有很多人指望著他們給自己發工資。 付出與回報 我們談論收入不平等的時候，到底在談論什麼 那麼，收入差距為何會（一再）擴大？富人們是否比以往都要更努力，犧牲更大？ 誠然，這點很難證明，不過，確實有證據表明，積極向上爬的人比其他人休息的時間更少。馬克·阿吉亞爾（Mark Aguiar）教授和埃裡克·赫斯特教授（Erik Hurst），在為波士頓聯儲銀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Boston）撰寫的一篇論文中指出，與收入一樣，休閒時間的分配也出現了差異。總之，收入低的人比收入最高的人，擁有更多閒暇時間。 有錢人真可憐？很難這麼說。但是，如果我們會被收入不平等的問題激怒，那麼至少應該瞭解一下，我們談論收入不平等的時候，到底在談論什麼。以下兩點，幾乎所有人都會贊同： 付出與回報掛鉤 最近，工作生活法律中心（Center for WorkLife Law）和美國發展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的一項研究顯示，1979年至2006年之間，隨著工作時間增加，經濟回報也大幅增長。以下是一段摘錄： “在這期間，每週工作40小時的男性，實際收入基本保持不變，而工作時間更長的男性，收入猛增。在給定群體中，收入差距最大的工種，長時間工作的溢價尤為明顯。換言之，男性為了不讓自己成為“失敗者”而努力奮鬥，工作時間隨之增多。” 工作時間越長，用於生活其他方面的時間就越少 2006年，《哈佛商業評論》中的一項研究，對“極限工作者”（每週工作60小時以上，每週七天24小時隨時待命）進行了調查。三分之二的男性和77%的女性表示，他們無法周全地維持家庭生活；65%的男性和33%的女性表示，他們很難與子女建立強烈的親子關係；46%的男性和46%的女性承認，自己在親密關係中，投入不足。 這些都回避了經濟增長的一個根本問題：那些想要成為有錢有勢者的人，如果得不到豐厚的報酬，還會願意如此長時間的工作嗎？ 一些人肯定願意。最近，《社會經濟學期刊》（The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上刊載了一項研究，該研究旨在分析辛勞工作、不平等和激勵機制之間的關係。結論：“工作時間與薪酬不平等之間所觀察到的聯繫，並非經濟激勵措施的影響。”用通俗易懂的話來說就是：金錢並非總是重要的。《哈佛商業評論》的研究也支持了這一結論。被問到熱愛自己工作的主要原因時（答案多選），受訪的“極限工作者”中，43%的男性和28%的女性提到了“高薪酬”，而這一因素僅位列第三；前兩位分別是，有機會從事“刺激/具有挑戰性的工作”（90%的男性和82%的女性），以及有機會同“高素質的同事”共事（52%的男性和43%的女性）。 但是，事實如此：“具有挑戰性的工作”需要時間和投入。確實需要。而時間和投入就代表著要工作更長時間、擔負更多責任、承擔更大壓力，等等。豐厚的報酬也許最終不能填補這些空白，但是能夠，至少暫時可以緩解痛苦。 達到平衡 最關鍵的問題：收入不平等的合理差距是多少？由市場還是我們的感覺來決定？ 在這個問題上，我認為派克和其他人都有些不切實際。在其《外交》雜誌文章的最後一段，派克寫道：“……不平等的現狀將繼續嘲諷虛偽的美國承諾——人人機會平等。不平等會致使經濟失衡，不平衡的經濟會讓有錢人更有錢，隨心所欲進行投機生意；而留給中產階級很少的錢，不足以購買他們認為自己應得的東西，從而使他們走上借貸的道路。這是金融危機和大蕭條的長遠原因。不平等加深了社會的階級制度，人們被自己的出身所限，這簡直是對美國夢的莫大嘲諷。” 派克很好地表達了自己的立場，且他的觀點無疑是誠摯的。但是，用人們“認為自己應得的”及其所帶來的或好或壞的決定，來代替對收入不平等的探討，是很危險的做法，很容易讓人脫離付出與回報之間的冷酷關係；無論這種關係是多麼不完美，都不應被忽視。 如果我們想要讓收入不平等達成合理平衡，就應該承認一個不可改變的事實。即，其他一切條件都平等的情況下，有些人比別人工作的時間更長、更努力、負責的攤子更大。 此外，我們必須承認個人選擇：許多人不願犧牲生活（或者幸福）去追求自己的事業，而另一些人卻會這麼做。人們的財富多寡，不論好壞，往往反映了他們的個人選擇。 重要的問題在於，採取必要的措施，以保障盡可能多的人有機會為自己做出這種選擇。在我看來，這才是美國夢。
這些只是一個更根本的差異帶來的副產品：有人只用面對一個老闆以及可能需要處理一位元憤怒的客戶，而有人需要處理所有憤怒的客戶、成百上千的員工、心急如焚的投資者、蜂擁的記者和油腔滑調的政客——他們在任何時候都能向他（她）討個說法。 在看《利益風暴》（Margin Call）的時候，我想起了這個工作法則：《利益風暴》是一部老套卻又吸引人的影片，講述了2008年金融危機前，一家類似雷曼兄弟的投資銀行的故事。即便你並非抵押貸款證券交易員，也不是“佔領華爾街”運動的參與者，也能夠欣賞這部電影並被劇情激怒。整個劇情在影片中的24小時內展開—晚上，一位28歲的分析員意識到，如果市場稍有逆轉，那麼他所在的公司就可能瞬間破產；而第二天，公司擺脫了自己的“有毒資產”，毀掉了市場，裁掉了大部分員工。隨著夜幕的降臨，一群百萬富翁銀行家也開始進行應急處理，包括整個公司的老大——由優秀演員傑瑞米·艾恩斯（Jeremy Irons）飾演，他在淩晨兩點乘直升機現身。影片的假設不言而喻：無論他們在做什麼，做什麼都無所謂，他們必須坐在會議室裡。整整一夜。 這就是他們獲得報酬的原因，不像那些晚上安然入睡的人——他們睡覺的時候，別人，具體來說就是那些應該處理問題的人，正在試圖解決問題。至於問題是否能夠處理好，就是另一回事了。 薪酬與績效 在收入不平等的問題中，以工作為生活這方面原因遭到掩蓋，其中很大一個原因在於，華爾街許多拿著高薪應該隨叫隨到的人，也不都是時刻待命著。他們不會為自己的失職而付出代價，因為自會有人來搭救他們。誠然，他們的股票和期權會受到影響，但是，比起有幸保住飯碗的人來說，他們的整體安逸水準明顯高出很多。在漫長的歲月裡，無論這些“肥貓”和他們氣派的副手為追求豐厚的薪酬付出了多少，這種結果都令人感覺不舒服。 這種薪酬和績效之間的脫節，也出現在更為傳統、受損較少的企業負責人身上。以傑佛瑞·伊梅爾特（Jeffrey Immelt）為例，2001年9月起，他開始擔任通用電氣公司首席執行官一職：在他任職期間，通用電氣公司的股價幾乎遭到腰斬，然而他的年薪仍然高達960萬美元。可以肯定的是，有很多和伊梅爾特一樣的企業負責人、董事會、以及一定程度上和股東一起—負責讓一切處於掌控之中，但他們往往做不到。 在屬於1%的那批有錢人中，很大一部分都是企業家，即我所研究的物件；他們和99%的人相比，不僅僅是及格而已。與金融界鉅子和上市公司首席執行官一樣，企業家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不過，相信我，他們多熱愛自己的工作，就多熱衷於賺錢。那些大獲成功的創業家就是世界上一些最為有錢有勢的人：福布斯美國400富豪榜中69%的人都是依靠自己創業發家。公司總經理和努力奮鬥的創業家之間的區別：如果創業家失敗了，那他就得餓肚子了，這是早晚的事，無論他為創業付出了多少年，投入了多少不眠之夜。 有一種觀念認為，從長遠來看，“以錢生錢”（也即華爾街的主要功能）這種做法能增加很多經濟價值；聰明的記者文人用事實駁斥了這一說法。最近一次經濟慘敗後，或許沒有比更多的創業家追求更適合做商業之輪的潤滑劑。但是，這裡的重點是，作為一個努力工作的有錢人，無論屬於哪類群體，都需要相當辛勞地工作，並為自己的企業或機構負責，有很多人指望著他們給自己發工資。 付出與回報 我們談論收入不平等的時候，到底在談論什麼 那麼，收入差距為何會（一再）擴大？富人們是否比以往都要更努力，犧牲更大？ 誠然，這點很難證明，不過，確實有證據表明，積極向上爬的人比其他人休息的時間更少。馬克·阿吉亞爾（Mark Aguiar）教授和埃裡克·赫斯特教授（Erik Hurst），在為波士頓聯儲銀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Boston）撰寫的一篇論文中指出，與收入一樣，休閒時間的分配也出現了差異。總之，收入低的人比收入最高的人，擁有更多閒暇時間。 有錢人真可憐？很難這麼說。但是，如果我們會被收入不平等的問題激怒，那麼至少應該瞭解一下，我們談論收入不平等的時候，到底在談論什麼。以下兩點，幾乎所有人都會贊同： 付出與回報掛鉤 最近，工作生活法律中心（Center for WorkLife Law）和美國發展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的一項研究顯示，1979年至2006年之間，隨著工作時間增加，經濟回報也大幅增長。以下是一段摘錄： “在這期間，每週工作40小時的男性，實際收入基本保持不變，而工作時間更長的男性，收入猛增。在給定群體中，收入差距最大的工種，長時間工作的溢價尤為明顯。換言之，男性為了不讓自己成為“失敗者”而努力奮鬥，工作時間隨之增多。” 工作時間越長，用於生活其他方面的時間就越少 2006年，《哈佛商業評論》中的一項研究，對“極限工作者”（每週工作60小時以上，每週七天24小時隨時待命）進行了調查。三分之二的男性和77%的女性表示，他們無法周全地維持家庭生活；65%的男性和33%的女性表示，他們很難與子女建立強烈的親子關係；46%的男性和46%的女性承認，自己在親密關係中，投入不足。 這些都回避了經濟增長的一個根本問題：那些想要成為有錢有勢者的人，如果得不到豐厚的報酬，還會願意如此長時間的工作嗎？ 一些人肯定願意。最近，《社會經濟學期刊》（The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上刊載了一項研究，該研究旨在分析辛勞工作、不平等和激勵機制之間的關係。結論：“工作時間與薪酬不平等之間所觀察到的聯繫，並非經濟激勵措施的影響。”用通俗易懂的話來說就是：金錢並非總是重要的。《哈佛商業評論》的研究也支持了這一結論。被問到熱愛自己工作的主要原因時（答案多選），受訪的“極限工作者”中，43%的男性和28%的女性提到了“高薪酬”，而這一因素僅位列第三；前兩位分別是，有機會從事“刺激/具有挑戰性的工作”（90%的男性和82%的女性），以及有機會同“高素質的同事”共事（52%的男性和43%的女性）。 但是，事實如此：“具有挑戰性的工作”需要時間和投入。確實需要。而時間和投入就代表著要工作更長時間、擔負更多責任、承擔更大壓力，等等。豐厚的報酬也許最終不能填補這些空白，但是能夠，至少暫時可以緩解痛苦。 達到平衡 最關鍵的問題：收入不平等的合理差距是多少？由市場還是我們的感覺來決定？ 在這個問題上，我認為派克和其他人都有些不切實際。在其《外交》雜誌文章的最後一段，派克寫道：“……不平等的現狀將繼續嘲諷虛偽的美國承諾——人人機會平等。不平等會致使經濟失衡，不平衡的經濟會讓有錢人更有錢，隨心所欲進行投機生意；而留給中產階級很少的錢，不足以購買他們認為自己應得的東西，從而使他們走上借貸的道路。這是金融危機和大蕭條的長遠原因。不平等加深了社會的階級制度，人們被自己的出身所限，這簡直是對美國夢的莫大嘲諷。” 派克很好地表達了自己的立場，且他的觀點無疑是誠摯的。但是，用人們“認為自己應得的”及其所帶來的或好或壞的決定，來代替對收入不平等的探討，是很危險的做法，很容易讓人脫離付出與回報之間的冷酷關係；無論這種關係是多麼不完美，都不應被忽視。 如果我們想要讓收入不平等達成合理平衡，就應該承認一個不可改變的事實。即，其他一切條件都平等的情況下，有些人比別人工作的時間更長、更努力、負責的攤子更大。 此外，我們必須承認個人選擇：許多人不願犧牲生活（或者幸福）去追求自己的事業，而另一些人卻會這麼做。人們的財富多寡，不論好壞，往往反映了他們的個人選擇。 重要的問題在於，採取必要的措施，以保障盡可能多的人有機會為自己做出這種選擇。在我看來，這才是美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