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犯最後都說些什麼？
聽過太多的名人語錄，你是否知道死刑犯的一些肺腑之言呢？面對死亡，很多人都說，當知道了死，就會好好珍惜活著了。
以下分享一篇關於死刑犯在最後剩下的那段日子裡的報導，
死刑犯最後的日子心理變化非常明顯。一位看守所民警說，從一審被判死刑到執行死刑，時間跨度大多一年左右。生命將要或已經進入倒計時的死刑犯，
等待“執行”是種煎熬，和民警聊天緩解壓力 趙亮說，終審死刑的罪犯，在看守所裡被稱為待決死刑犯，會加上更重的腳鐐械具，行走要手提著才可以挪動，走路時聲音很大。 對死囚的監管工作主要分為三塊內容：一是保持看守所秩序，防止死刑犯突然情緒崩潰發生意外；二是對死刑犯做針對性教育，
幾乎所有待決死刑犯都會在這時袒露心扉，畢竟來日無多，能有人傾聽也是一種壓力緩解。 寫遺書很費時間，有人寫幾個月，有人會寫一年 在監管民警的教育下，死刑犯激烈思想鬥爭後，一般會悔過，也會對受害人及其家庭表示愧疚，覺得是因為自己的罪惡才讓別人的人生和家庭發生了改變。“這時候大多懺悔是真誠的，等到要死時，死刑犯一般會將心比心地想，人家連認識都不認識就被殺了，這個事到哪兒都說不通。” 趙亮接觸過的許多搶劫殺人犯，幾乎都不認識受害人。 聊天之外，死刑犯會主動要紙筆寫遺書。因監管需要，大多數情況下，會由輕罪在押人員協助書寫，死刑犯只需口述。寫遺書很費時間，有的人甚至會寫一年，有的人則是斷斷續續地寫幾個月。趙亮和同事偶爾會遇到不寫遺書的死刑犯，“那是一心求死的，”趙亮說。 在死刑犯的遺書中，最常出現的句子是“別走我這樣的路”、“對××（受害者家屬）說對不起，我錯了”。 無論是連環殺人犯還是其他暴力犯罪，對自己的孩子和弟弟妹妹，最多的是這樣的告誡，有些人還要求監管民警或法官給受害人家屬捎話贖罪。 對於自己被終止的人生，大多數犯人會用很多字來記錄自己曾經引以為傲的人生成功片段，更會對自己走錯的幾步人生階段做細緻的解釋。 趙亮覺得，其實，“如果沒有犯罪，他們都是普通人，也有過努力和奮鬥，只是虛榮心太重了，犯下了大錯。”在許多死刑犯以往的人生中，高於常人的虛榮心和爭強好勝，表現得更明顯。
最後三天道別多，很多人說相信生命輪回 趙亮說，當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執行覆核通知抵達後，原審中院法官會提死刑犯簽收。 “這時，死刑犯會有新一輪情緒變化，回死囚監舍路上幾乎都不說話。進了監舍，其他在押人員會問是不是見法官了？”趙亮說，在押人員一般都對死刑覆核很敏感，看守所裡在押人員的口口相傳，讓很多執行細節被熟悉。 一般情況下，得到死刑覆核通知的死刑犯會經過一個下午的沉默，在晚上恢復常態。因為同屋的人會提醒他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好，而犯人則會把自己所有物品清點一番，除了留給家屬的遺物，臉盆、衣服之類會分給其他人，私交好的在押犯會得到看起來好一些的物品。 “這時候，監室內的氣氛通常會顯得很好，有道別、有說、有笑，待執行死刑犯這時顯得很放鬆，他們說這是解脫，為犯下的罪孽贖罪。而死刑犯之間會道別，很多人說相信生命輪回，至少嘴上這樣說。”
最後一頓飯，有人想吃臊子面，有年輕的想吃“肯德基” 到了臨刑前一天，尤其是會見家屬後，死刑犯很少有睡覺的。在自己人生的最後一個下午，大多數死刑犯會喊幾次報告，想見一下熟悉的監管幹警和看守所負責人，說的都是些感謝的話語，並行禮，感謝自己受到的尊重和照顧。因為平時，一些死刑犯家屬遇到困難，看守所民警會趕去家訪，並會同當地的職能部門交涉維權或協助處理。 “在一起時間太長，都是有些感情的。所以民警和所裡領導不會待很長時間，安撫過後會向死刑犯詢問最後的願望，對一些不出格的要求，會儘量滿足。”趙亮說。 趙亮曾幾次開車出去買死刑犯的最後一頓飯，例如某某家的臊子面、泡饃或者餃子，有的則是想吃一頓炒菜，有年輕的則想吃一頓“肯德基”。 只要市面上常見的，即使是香煙，死刑犯最後要求大多會被滿足。趙亮很少見到有把飯菜吃光的，很多人都是動幾筷子，說聲“飽了”就作罷。 女死刑犯晚上要忙碌一些，會洗澡梳頭，同屋的會幫著塗指甲或者修修眉毛，化些淡妝。 “死刑執行覆核下來三天時間裡，他們一般比較忙，這樣也好，能沖淡恐懼心理。”隨著臨刑日期臨近，監管民警的神經也緊繃起來。直到死刑犯被去掉腳鐐，移交給執行的法警，任務才算結束。 他們大多有被溺愛的童年 遇事應多問父母，少請教“兄弟” 趙亮長期接觸和關注死刑犯。面對記者，他說：“你們很多媒體關注罪行，很容易把死刑犯標籤化、臉譜化。他是犯罪了，十惡不赦，可背後，他也是常人，也有努力和掙扎，也有兒女情長。或許，他的生活裡95%的時間都是正常人，只有5%出現了偏差，嚴重犯罪最後判死刑。” 長期的工作經歷中，趙亮發現，死刑犯們大多有過被溺愛的童年。“小時候有錯誤，家人就護著寵著，年齡越大錯誤越大，最後誰也收不住。”對於獨生子女教育，趙亮也說不清溺愛的界線，只是建議家長守住樸素的社會道理底線，“對成年人來說，是對還是錯，要區分起來並不難。” 他建議，社會個體在遭遇衝突困惑時，最好問問自己父母，但有些年輕人卻願意相信所謂的“兄弟”，“那都是電影裡的橋段，問父母才能得到最好的答案。在這個世界上，只有父母會用命來保護孩子。” 在趙亮監管過的死刑犯中，絕大多數人在臨刑前會告誡弟妹或者子女，“一定不要走我的路。”趙亮和同事有時談論起某個死刑犯時，最終都會說成一個悲劇故事。 “幾乎沒有誰天生就是殺人惡魔，家庭環境和生存環境對一個人的影響很深遠。不過，很多死刑犯走到犯罪那一步，也有複雜的社會因素。本想好好生活，可自己周圍的現實很糟糕，出了事也沒有地方說理，化解不了，最後疙瘩越來越大，成了嚴重暴力犯罪。” 法警鄭君也有同感，他覺得現在社會裡維權成本太高，結果導致一些矛盾以連續悲劇出現，可是很快又被遺忘。 他們都建議能有更多社會學者關注死刑犯的犯罪背景和社會因素，“現在的犯罪成因各式各樣，是社會原因和個人原因累加在一起，才出現了一些狀況，要給社會吃藥，才是最大限度減少死刑犯的根本。”
臨刑前，他們說…… 美國公佈500死囚臨終遺言 還原死囚臨刑前內心世界 英國《每日郵報》報導，截至今年6月26日，在美國德克薩斯州被處決的死囚人數達到了500人。自從得州1982年12月恢復死刑後，所有被處決犯人的遺言都被記錄了下來。近日，得州刑事司法部網站公佈了一個資料庫，裡面存放了這些死囚的臨終遺言。 表示清白 很多死囚利用生命的最後一分鐘最後一次證明自己的清白。“我希望你明白，當我說我沒有殺死你的孩子們的時候，我說的是真相，”1997年4月被處決的大衛·斯彭斯表示，“說實話，我沒殺過人。” 表示歉意 “我想向受害者的家人道歉，”死囚科尼留斯·高斯被處決前說道，“我知道無論我說什麼都於事無補，但我希望上帝能因此原諒我。” 傑瑪律·阿諾德1983年搶劫一家珠寶店，槍殺了21歲的女店員瑪麗·桑切斯。他說：“你們失去了所愛的親人，我對此表示深深的遺憾。我也是個人，我知道這是什麼感覺。我無法解釋自己的行為，也無法給你們答案。我只能給你們一件東西，並且我今天就要把它給你們了，這就是我的生命。” 表示接受 有些死囚則在臨終前表現出對死刑懲罰完全接受。查理斯·巴斯因殺死一名員警而被判處死刑，1986年他在30歲時被處決，他的遺言是：“我罪有應得，告訴大家我跟他們道別。” 詹姆斯·科爾本在2003年也說出了相似的遺言，他因誘☆禁☆姦不成謀殺一名女子而被判死刑，被處決前他說：“這一切本不該發生，既然我就要死了，也沒什麼好擔心的了。我知道這是個錯誤，只能怪我自己。” 表示委屈 有一些死囚知道自己犯了罪，但認為自己罪不至死。 “我已經坐牢8年半，7年前我成了死囚，我在監獄表現良好，我認為自己已經不會再對社會造成威脅了。我覺得對我的懲罰已經夠了。”死囚裡奇·格林表示。 “過去大約9年裡，我一直在思考死刑，這個懲罰是對還是錯，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我不認為處決了我之後，世界就會變得更美好更安全。”在2001年被處決的傑佛瑞·道格第說。 表示輕鬆 一些死囚則試圖用幽默輕鬆的話來緩和一下刑場的沉重氣氛，比如傑斯·赫南德茲。赫南德茲曾用手電筒擊打一個女孩和一個11個月大的男嬰的頭部，結果造成男嬰死亡。 2012年3月，赫南德茲被處決，在死亡來臨前他選擇給自己最愛的橄欖球隊加油，他喊道：“加油，達拉斯牛仔！”” 一般要經過一周多的“折騰”，大多數死刑犯的情緒會漸漸平復，開始向別人打聽什麼時候執行，“有時也問我們，一般都說一年多。”趙亮說，“其實，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會被執行，這是一種煎熬。” 等待執行之前，民警需要全天候、近距離監管，聊天成了民警和待決死刑犯之間的主要接觸。 “死刑犯對死刑的抵觸和恐懼慢慢消退後，一般便開始懺悔反省，反反復複直到想通了，要為自己的罪行接受極刑懲處，最後的執行其實是一種解脫。”趙亮說，這時，很多待決死刑犯會聊到自己的人生經歷，更會總結出自己走錯那幾步的前前後後。
幾乎所有待決死刑犯都會在這時袒露心扉，畢竟來日無多，能有人傾聽也是一種壓力緩解。 寫遺書很費時間，有人寫幾個月，有人會寫一年 在監管民警的教育下，死刑犯激烈思想鬥爭後，一般會悔過，也會對受害人及其家庭表示愧疚，覺得是因為自己的罪惡才讓別人的人生和家庭發生了改變。“這時候大多懺悔是真誠的，等到要死時，死刑犯一般會將心比心地想，人家連認識都不認識就被殺了，這個事到哪兒都說不通。” 趙亮接觸過的許多搶劫殺人犯，幾乎都不認識受害人。 聊天之外，死刑犯會主動要紙筆寫遺書。因監管需要，大多數情況下，會由輕罪在押人員協助書寫，死刑犯只需口述。寫遺書很費時間，有的人甚至會寫一年，有的人則是斷斷續續地寫幾個月。趙亮和同事偶爾會遇到不寫遺書的死刑犯，“那是一心求死的，”趙亮說。 在死刑犯的遺書中，最常出現的句子是“別走我這樣的路”、“對××（受害者家屬）說對不起，我錯了”。 無論是連環殺人犯還是其他暴力犯罪，對自己的孩子和弟弟妹妹，最多的是這樣的告誡，有些人還要求監管民警或法官給受害人家屬捎話贖罪。 對於自己被終止的人生，大多數犯人會用很多字來記錄自己曾經引以為傲的人生成功片段，更會對自己走錯的幾步人生階段做細緻的解釋。 趙亮覺得，其實，“如果沒有犯罪，他們都是普通人，也有過努力和奮鬥，只是虛榮心太重了，犯下了大錯。”在許多死刑犯以往的人生中，高於常人的虛榮心和爭強好勝，表現得更明顯。
最後三天道別多，很多人說相信生命輪回 趙亮說，當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執行覆核通知抵達後，原審中院法官會提死刑犯簽收。 “這時，死刑犯會有新一輪情緒變化，回死囚監舍路上幾乎都不說話。進了監舍，其他在押人員會問是不是見法官了？”趙亮說，在押人員一般都對死刑覆核很敏感，看守所裡在押人員的口口相傳，讓很多執行細節被熟悉。 一般情況下，得到死刑覆核通知的死刑犯會經過一個下午的沉默，在晚上恢復常態。因為同屋的人會提醒他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好，而犯人則會把自己所有物品清點一番，除了留給家屬的遺物，臉盆、衣服之類會分給其他人，私交好的在押犯會得到看起來好一些的物品。 “這時候，監室內的氣氛通常會顯得很好，有道別、有說、有笑，待執行死刑犯這時顯得很放鬆，他們說這是解脫，為犯下的罪孽贖罪。而死刑犯之間會道別，很多人說相信生命輪回，至少嘴上這樣說。”
最後一頓飯，有人想吃臊子面，有年輕的想吃“肯德基” 到了臨刑前一天，尤其是會見家屬後，死刑犯很少有睡覺的。在自己人生的最後一個下午，大多數死刑犯會喊幾次報告，想見一下熟悉的監管幹警和看守所負責人，說的都是些感謝的話語，並行禮，感謝自己受到的尊重和照顧。因為平時，一些死刑犯家屬遇到困難，看守所民警會趕去家訪，並會同當地的職能部門交涉維權或協助處理。 “在一起時間太長，都是有些感情的。所以民警和所裡領導不會待很長時間，安撫過後會向死刑犯詢問最後的願望，對一些不出格的要求，會儘量滿足。”趙亮說。 趙亮曾幾次開車出去買死刑犯的最後一頓飯，例如某某家的臊子面、泡饃或者餃子，有的則是想吃一頓炒菜，有年輕的則想吃一頓“肯德基”。 只要市面上常見的，即使是香煙，死刑犯最後要求大多會被滿足。趙亮很少見到有把飯菜吃光的，很多人都是動幾筷子，說聲“飽了”就作罷。 女死刑犯晚上要忙碌一些，會洗澡梳頭，同屋的會幫著塗指甲或者修修眉毛，化些淡妝。 “死刑執行覆核下來三天時間裡，他們一般比較忙，這樣也好，能沖淡恐懼心理。”隨著臨刑日期臨近，監管民警的神經也緊繃起來。直到死刑犯被去掉腳鐐，移交給執行的法警，任務才算結束。 他們大多有被溺愛的童年 遇事應多問父母，少請教“兄弟” 趙亮長期接觸和關注死刑犯。面對記者，他說：“你們很多媒體關注罪行，很容易把死刑犯標籤化、臉譜化。他是犯罪了，十惡不赦，可背後，他也是常人，也有努力和掙扎，也有兒女情長。或許，他的生活裡95%的時間都是正常人，只有5%出現了偏差，嚴重犯罪最後判死刑。” 長期的工作經歷中，趙亮發現，死刑犯們大多有過被溺愛的童年。“小時候有錯誤，家人就護著寵著，年齡越大錯誤越大，最後誰也收不住。”對於獨生子女教育，趙亮也說不清溺愛的界線，只是建議家長守住樸素的社會道理底線，“對成年人來說，是對還是錯，要區分起來並不難。” 他建議，社會個體在遭遇衝突困惑時，最好問問自己父母，但有些年輕人卻願意相信所謂的“兄弟”，“那都是電影裡的橋段，問父母才能得到最好的答案。在這個世界上，只有父母會用命來保護孩子。” 在趙亮監管過的死刑犯中，絕大多數人在臨刑前會告誡弟妹或者子女，“一定不要走我的路。”趙亮和同事有時談論起某個死刑犯時，最終都會說成一個悲劇故事。 “幾乎沒有誰天生就是殺人惡魔，家庭環境和生存環境對一個人的影響很深遠。不過，很多死刑犯走到犯罪那一步，也有複雜的社會因素。本想好好生活，可自己周圍的現實很糟糕，出了事也沒有地方說理，化解不了，最後疙瘩越來越大，成了嚴重暴力犯罪。” 法警鄭君也有同感，他覺得現在社會裡維權成本太高，結果導致一些矛盾以連續悲劇出現，可是很快又被遺忘。 他們都建議能有更多社會學者關注死刑犯的犯罪背景和社會因素，“現在的犯罪成因各式各樣，是社會原因和個人原因累加在一起，才出現了一些狀況，要給社會吃藥，才是最大限度減少死刑犯的根本。”
臨刑前，他們說…… 美國公佈500死囚臨終遺言 還原死囚臨刑前內心世界 英國《每日郵報》報導，截至今年6月26日，在美國德克薩斯州被處決的死囚人數達到了500人。自從得州1982年12月恢復死刑後，所有被處決犯人的遺言都被記錄了下來。近日，得州刑事司法部網站公佈了一個資料庫，裡面存放了這些死囚的臨終遺言。 表示清白 很多死囚利用生命的最後一分鐘最後一次證明自己的清白。“我希望你明白，當我說我沒有殺死你的孩子們的時候，我說的是真相，”1997年4月被處決的大衛·斯彭斯表示，“說實話，我沒殺過人。” 表示歉意 “我想向受害者的家人道歉，”死囚科尼留斯·高斯被處決前說道，“我知道無論我說什麼都於事無補，但我希望上帝能因此原諒我。” 傑瑪律·阿諾德1983年搶劫一家珠寶店，槍殺了21歲的女店員瑪麗·桑切斯。他說：“你們失去了所愛的親人，我對此表示深深的遺憾。我也是個人，我知道這是什麼感覺。我無法解釋自己的行為，也無法給你們答案。我只能給你們一件東西，並且我今天就要把它給你們了，這就是我的生命。” 表示接受 有些死囚則在臨終前表現出對死刑懲罰完全接受。查理斯·巴斯因殺死一名員警而被判處死刑，1986年他在30歲時被處決，他的遺言是：“我罪有應得，告訴大家我跟他們道別。” 詹姆斯·科爾本在2003年也說出了相似的遺言，他因誘☆禁☆姦不成謀殺一名女子而被判死刑，被處決前他說：“這一切本不該發生，既然我就要死了，也沒什麼好擔心的了。我知道這是個錯誤，只能怪我自己。” 表示委屈 有一些死囚知道自己犯了罪，但認為自己罪不至死。 “我已經坐牢8年半，7年前我成了死囚，我在監獄表現良好，我認為自己已經不會再對社會造成威脅了。我覺得對我的懲罰已經夠了。”死囚裡奇·格林表示。 “過去大約9年裡，我一直在思考死刑，這個懲罰是對還是錯，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我不認為處決了我之後，世界就會變得更美好更安全。”在2001年被處決的傑佛瑞·道格第說。 表示輕鬆 一些死囚則試圖用幽默輕鬆的話來緩和一下刑場的沉重氣氛，比如傑斯·赫南德茲。赫南德茲曾用手電筒擊打一個女孩和一個11個月大的男嬰的頭部，結果造成男嬰死亡。 2012年3月，赫南德茲被處決，在死亡來臨前他選擇給自己最愛的橄欖球隊加油，他喊道：“加油，達拉斯牛仔！”
以下分享一篇關於死刑犯在最後剩下的那段日子裡的報導，
死刑犯最後的日子心理變化非常明顯。一位看守所民警說，從一審被判死刑到執行死刑，時間跨度大多一年左右。生命將要或已經進入倒計時的死刑犯，
等待“執行”是種煎熬，和民警聊天緩解壓力 趙亮說，終審死刑的罪犯，在看守所裡被稱為待決死刑犯，會加上更重的腳鐐械具，行走要手提著才可以挪動，走路時聲音很大。 對死囚的監管工作主要分為三塊內容：一是保持看守所秩序，防止死刑犯突然情緒崩潰發生意外；二是對死刑犯做針對性教育，
幾乎所有待決死刑犯都會在這時袒露心扉，畢竟來日無多，能有人傾聽也是一種壓力緩解。 寫遺書很費時間，有人寫幾個月，有人會寫一年 在監管民警的教育下，死刑犯激烈思想鬥爭後，一般會悔過，也會對受害人及其家庭表示愧疚，覺得是因為自己的罪惡才讓別人的人生和家庭發生了改變。“這時候大多懺悔是真誠的，等到要死時，死刑犯一般會將心比心地想，人家連認識都不認識就被殺了，這個事到哪兒都說不通。” 趙亮接觸過的許多搶劫殺人犯，幾乎都不認識受害人。 聊天之外，死刑犯會主動要紙筆寫遺書。因監管需要，大多數情況下，會由輕罪在押人員協助書寫，死刑犯只需口述。寫遺書很費時間，有的人甚至會寫一年，有的人則是斷斷續續地寫幾個月。趙亮和同事偶爾會遇到不寫遺書的死刑犯，“那是一心求死的，”趙亮說。 在死刑犯的遺書中，最常出現的句子是“別走我這樣的路”、“對××（受害者家屬）說對不起，我錯了”。 無論是連環殺人犯還是其他暴力犯罪，對自己的孩子和弟弟妹妹，最多的是這樣的告誡，有些人還要求監管民警或法官給受害人家屬捎話贖罪。 對於自己被終止的人生，大多數犯人會用很多字來記錄自己曾經引以為傲的人生成功片段，更會對自己走錯的幾步人生階段做細緻的解釋。 趙亮覺得，其實，“如果沒有犯罪，他們都是普通人，也有過努力和奮鬥，只是虛榮心太重了，犯下了大錯。”在許多死刑犯以往的人生中，高於常人的虛榮心和爭強好勝，表現得更明顯。
最後三天道別多，很多人說相信生命輪回 趙亮說，當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執行覆核通知抵達後，原審中院法官會提死刑犯簽收。 “這時，死刑犯會有新一輪情緒變化，回死囚監舍路上幾乎都不說話。進了監舍，其他在押人員會問是不是見法官了？”趙亮說，在押人員一般都對死刑覆核很敏感，看守所裡在押人員的口口相傳，讓很多執行細節被熟悉。 一般情況下，得到死刑覆核通知的死刑犯會經過一個下午的沉默，在晚上恢復常態。因為同屋的人會提醒他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好，而犯人則會把自己所有物品清點一番，除了留給家屬的遺物，臉盆、衣服之類會分給其他人，私交好的在押犯會得到看起來好一些的物品。 “這時候，監室內的氣氛通常會顯得很好，有道別、有說、有笑，待執行死刑犯這時顯得很放鬆，他們說這是解脫，為犯下的罪孽贖罪。而死刑犯之間會道別，很多人說相信生命輪回，至少嘴上這樣說。”
最後一頓飯，有人想吃臊子面，有年輕的想吃“肯德基” 到了臨刑前一天，尤其是會見家屬後，死刑犯很少有睡覺的。在自己人生的最後一個下午，大多數死刑犯會喊幾次報告，想見一下熟悉的監管幹警和看守所負責人，說的都是些感謝的話語，並行禮，感謝自己受到的尊重和照顧。因為平時，一些死刑犯家屬遇到困難，看守所民警會趕去家訪，並會同當地的職能部門交涉維權或協助處理。 “在一起時間太長，都是有些感情的。所以民警和所裡領導不會待很長時間，安撫過後會向死刑犯詢問最後的願望，對一些不出格的要求，會儘量滿足。”趙亮說。 趙亮曾幾次開車出去買死刑犯的最後一頓飯，例如某某家的臊子面、泡饃或者餃子，有的則是想吃一頓炒菜，有年輕的則想吃一頓“肯德基”。 只要市面上常見的，即使是香煙，死刑犯最後要求大多會被滿足。趙亮很少見到有把飯菜吃光的，很多人都是動幾筷子，說聲“飽了”就作罷。 女死刑犯晚上要忙碌一些，會洗澡梳頭，同屋的會幫著塗指甲或者修修眉毛，化些淡妝。 “死刑執行覆核下來三天時間裡，他們一般比較忙，這樣也好，能沖淡恐懼心理。”隨著臨刑日期臨近，監管民警的神經也緊繃起來。直到死刑犯被去掉腳鐐，移交給執行的法警，任務才算結束。 他們大多有被溺愛的童年 遇事應多問父母，少請教“兄弟” 趙亮長期接觸和關注死刑犯。面對記者，他說：“你們很多媒體關注罪行，很容易把死刑犯標籤化、臉譜化。他是犯罪了，十惡不赦，可背後，他也是常人，也有努力和掙扎，也有兒女情長。或許，他的生活裡95%的時間都是正常人，只有5%出現了偏差，嚴重犯罪最後判死刑。” 長期的工作經歷中，趙亮發現，死刑犯們大多有過被溺愛的童年。“小時候有錯誤，家人就護著寵著，年齡越大錯誤越大，最後誰也收不住。”對於獨生子女教育，趙亮也說不清溺愛的界線，只是建議家長守住樸素的社會道理底線，“對成年人來說，是對還是錯，要區分起來並不難。” 他建議，社會個體在遭遇衝突困惑時，最好問問自己父母，但有些年輕人卻願意相信所謂的“兄弟”，“那都是電影裡的橋段，問父母才能得到最好的答案。在這個世界上，只有父母會用命來保護孩子。” 在趙亮監管過的死刑犯中，絕大多數人在臨刑前會告誡弟妹或者子女，“一定不要走我的路。”趙亮和同事有時談論起某個死刑犯時，最終都會說成一個悲劇故事。 “幾乎沒有誰天生就是殺人惡魔，家庭環境和生存環境對一個人的影響很深遠。不過，很多死刑犯走到犯罪那一步，也有複雜的社會因素。本想好好生活，可自己周圍的現實很糟糕，出了事也沒有地方說理，化解不了，最後疙瘩越來越大，成了嚴重暴力犯罪。” 法警鄭君也有同感，他覺得現在社會裡維權成本太高，結果導致一些矛盾以連續悲劇出現，可是很快又被遺忘。 他們都建議能有更多社會學者關注死刑犯的犯罪背景和社會因素，“現在的犯罪成因各式各樣，是社會原因和個人原因累加在一起，才出現了一些狀況，要給社會吃藥，才是最大限度減少死刑犯的根本。”
臨刑前，他們說…… 美國公佈500死囚臨終遺言 還原死囚臨刑前內心世界 英國《每日郵報》報導，截至今年6月26日，在美國德克薩斯州被處決的死囚人數達到了500人。自從得州1982年12月恢復死刑後，所有被處決犯人的遺言都被記錄了下來。近日，得州刑事司法部網站公佈了一個資料庫，裡面存放了這些死囚的臨終遺言。 表示清白 很多死囚利用生命的最後一分鐘最後一次證明自己的清白。“我希望你明白，當我說我沒有殺死你的孩子們的時候，我說的是真相，”1997年4月被處決的大衛·斯彭斯表示，“說實話，我沒殺過人。” 表示歉意 “我想向受害者的家人道歉，”死囚科尼留斯·高斯被處決前說道，“我知道無論我說什麼都於事無補，但我希望上帝能因此原諒我。” 傑瑪律·阿諾德1983年搶劫一家珠寶店，槍殺了21歲的女店員瑪麗·桑切斯。他說：“你們失去了所愛的親人，我對此表示深深的遺憾。我也是個人，我知道這是什麼感覺。我無法解釋自己的行為，也無法給你們答案。我只能給你們一件東西，並且我今天就要把它給你們了，這就是我的生命。” 表示接受 有些死囚則在臨終前表現出對死刑懲罰完全接受。查理斯·巴斯因殺死一名員警而被判處死刑，1986年他在30歲時被處決，他的遺言是：“我罪有應得，告訴大家我跟他們道別。” 詹姆斯·科爾本在2003年也說出了相似的遺言，他因誘☆禁☆姦不成謀殺一名女子而被判死刑，被處決前他說：“這一切本不該發生，既然我就要死了，也沒什麼好擔心的了。我知道這是個錯誤，只能怪我自己。” 表示委屈 有一些死囚知道自己犯了罪，但認為自己罪不至死。 “我已經坐牢8年半，7年前我成了死囚，我在監獄表現良好，我認為自己已經不會再對社會造成威脅了。我覺得對我的懲罰已經夠了。”死囚裡奇·格林表示。 “過去大約9年裡，我一直在思考死刑，這個懲罰是對還是錯，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我不認為處決了我之後，世界就會變得更美好更安全。”在2001年被處決的傑佛瑞·道格第說。 表示輕鬆 一些死囚則試圖用幽默輕鬆的話來緩和一下刑場的沉重氣氛，比如傑斯·赫南德茲。赫南德茲曾用手電筒擊打一個女孩和一個11個月大的男嬰的頭部，結果造成男嬰死亡。 2012年3月，赫南德茲被處決，在死亡來臨前他選擇給自己最愛的橄欖球隊加油，他喊道：“加油，達拉斯牛仔！”” 一般要經過一周多的“折騰”，大多數死刑犯的情緒會漸漸平復，開始向別人打聽什麼時候執行，“有時也問我們，一般都說一年多。”趙亮說，“其實，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會被執行，這是一種煎熬。” 等待執行之前，民警需要全天候、近距離監管，聊天成了民警和待決死刑犯之間的主要接觸。 “死刑犯對死刑的抵觸和恐懼慢慢消退後，一般便開始懺悔反省，反反復複直到想通了，要為自己的罪行接受極刑懲處，最後的執行其實是一種解脫。”趙亮說，這時，很多待決死刑犯會聊到自己的人生經歷，更會總結出自己走錯那幾步的前前後後。
幾乎所有待決死刑犯都會在這時袒露心扉，畢竟來日無多，能有人傾聽也是一種壓力緩解。 寫遺書很費時間，有人寫幾個月，有人會寫一年 在監管民警的教育下，死刑犯激烈思想鬥爭後，一般會悔過，也會對受害人及其家庭表示愧疚，覺得是因為自己的罪惡才讓別人的人生和家庭發生了改變。“這時候大多懺悔是真誠的，等到要死時，死刑犯一般會將心比心地想，人家連認識都不認識就被殺了，這個事到哪兒都說不通。” 趙亮接觸過的許多搶劫殺人犯，幾乎都不認識受害人。 聊天之外，死刑犯會主動要紙筆寫遺書。因監管需要，大多數情況下，會由輕罪在押人員協助書寫，死刑犯只需口述。寫遺書很費時間，有的人甚至會寫一年，有的人則是斷斷續續地寫幾個月。趙亮和同事偶爾會遇到不寫遺書的死刑犯，“那是一心求死的，”趙亮說。 在死刑犯的遺書中，最常出現的句子是“別走我這樣的路”、“對××（受害者家屬）說對不起，我錯了”。 無論是連環殺人犯還是其他暴力犯罪，對自己的孩子和弟弟妹妹，最多的是這樣的告誡，有些人還要求監管民警或法官給受害人家屬捎話贖罪。 對於自己被終止的人生，大多數犯人會用很多字來記錄自己曾經引以為傲的人生成功片段，更會對自己走錯的幾步人生階段做細緻的解釋。 趙亮覺得，其實，“如果沒有犯罪，他們都是普通人，也有過努力和奮鬥，只是虛榮心太重了，犯下了大錯。”在許多死刑犯以往的人生中，高於常人的虛榮心和爭強好勝，表現得更明顯。
最後三天道別多，很多人說相信生命輪回 趙亮說，當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執行覆核通知抵達後，原審中院法官會提死刑犯簽收。 “這時，死刑犯會有新一輪情緒變化，回死囚監舍路上幾乎都不說話。進了監舍，其他在押人員會問是不是見法官了？”趙亮說，在押人員一般都對死刑覆核很敏感，看守所裡在押人員的口口相傳，讓很多執行細節被熟悉。 一般情況下，得到死刑覆核通知的死刑犯會經過一個下午的沉默，在晚上恢復常態。因為同屋的人會提醒他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好，而犯人則會把自己所有物品清點一番，除了留給家屬的遺物，臉盆、衣服之類會分給其他人，私交好的在押犯會得到看起來好一些的物品。 “這時候，監室內的氣氛通常會顯得很好，有道別、有說、有笑，待執行死刑犯這時顯得很放鬆，他們說這是解脫，為犯下的罪孽贖罪。而死刑犯之間會道別，很多人說相信生命輪回，至少嘴上這樣說。”
最後一頓飯，有人想吃臊子面，有年輕的想吃“肯德基” 到了臨刑前一天，尤其是會見家屬後，死刑犯很少有睡覺的。在自己人生的最後一個下午，大多數死刑犯會喊幾次報告，想見一下熟悉的監管幹警和看守所負責人，說的都是些感謝的話語，並行禮，感謝自己受到的尊重和照顧。因為平時，一些死刑犯家屬遇到困難，看守所民警會趕去家訪，並會同當地的職能部門交涉維權或協助處理。 “在一起時間太長，都是有些感情的。所以民警和所裡領導不會待很長時間，安撫過後會向死刑犯詢問最後的願望，對一些不出格的要求，會儘量滿足。”趙亮說。 趙亮曾幾次開車出去買死刑犯的最後一頓飯，例如某某家的臊子面、泡饃或者餃子，有的則是想吃一頓炒菜，有年輕的則想吃一頓“肯德基”。 只要市面上常見的，即使是香煙，死刑犯最後要求大多會被滿足。趙亮很少見到有把飯菜吃光的，很多人都是動幾筷子，說聲“飽了”就作罷。 女死刑犯晚上要忙碌一些，會洗澡梳頭，同屋的會幫著塗指甲或者修修眉毛，化些淡妝。 “死刑執行覆核下來三天時間裡，他們一般比較忙，這樣也好，能沖淡恐懼心理。”隨著臨刑日期臨近，監管民警的神經也緊繃起來。直到死刑犯被去掉腳鐐，移交給執行的法警，任務才算結束。 他們大多有被溺愛的童年 遇事應多問父母，少請教“兄弟” 趙亮長期接觸和關注死刑犯。面對記者，他說：“你們很多媒體關注罪行，很容易把死刑犯標籤化、臉譜化。他是犯罪了，十惡不赦，可背後，他也是常人，也有努力和掙扎，也有兒女情長。或許，他的生活裡95%的時間都是正常人，只有5%出現了偏差，嚴重犯罪最後判死刑。” 長期的工作經歷中，趙亮發現，死刑犯們大多有過被溺愛的童年。“小時候有錯誤，家人就護著寵著，年齡越大錯誤越大，最後誰也收不住。”對於獨生子女教育，趙亮也說不清溺愛的界線，只是建議家長守住樸素的社會道理底線，“對成年人來說，是對還是錯，要區分起來並不難。” 他建議，社會個體在遭遇衝突困惑時，最好問問自己父母，但有些年輕人卻願意相信所謂的“兄弟”，“那都是電影裡的橋段，問父母才能得到最好的答案。在這個世界上，只有父母會用命來保護孩子。” 在趙亮監管過的死刑犯中，絕大多數人在臨刑前會告誡弟妹或者子女，“一定不要走我的路。”趙亮和同事有時談論起某個死刑犯時，最終都會說成一個悲劇故事。 “幾乎沒有誰天生就是殺人惡魔，家庭環境和生存環境對一個人的影響很深遠。不過，很多死刑犯走到犯罪那一步，也有複雜的社會因素。本想好好生活，可自己周圍的現實很糟糕，出了事也沒有地方說理，化解不了，最後疙瘩越來越大，成了嚴重暴力犯罪。” 法警鄭君也有同感，他覺得現在社會裡維權成本太高，結果導致一些矛盾以連續悲劇出現，可是很快又被遺忘。 他們都建議能有更多社會學者關注死刑犯的犯罪背景和社會因素，“現在的犯罪成因各式各樣，是社會原因和個人原因累加在一起，才出現了一些狀況，要給社會吃藥，才是最大限度減少死刑犯的根本。”
臨刑前，他們說…… 美國公佈500死囚臨終遺言 還原死囚臨刑前內心世界 英國《每日郵報》報導，截至今年6月26日，在美國德克薩斯州被處決的死囚人數達到了500人。自從得州1982年12月恢復死刑後，所有被處決犯人的遺言都被記錄了下來。近日，得州刑事司法部網站公佈了一個資料庫，裡面存放了這些死囚的臨終遺言。 表示清白 很多死囚利用生命的最後一分鐘最後一次證明自己的清白。“我希望你明白，當我說我沒有殺死你的孩子們的時候，我說的是真相，”1997年4月被處決的大衛·斯彭斯表示，“說實話，我沒殺過人。” 表示歉意 “我想向受害者的家人道歉，”死囚科尼留斯·高斯被處決前說道，“我知道無論我說什麼都於事無補，但我希望上帝能因此原諒我。” 傑瑪律·阿諾德1983年搶劫一家珠寶店，槍殺了21歲的女店員瑪麗·桑切斯。他說：“你們失去了所愛的親人，我對此表示深深的遺憾。我也是個人，我知道這是什麼感覺。我無法解釋自己的行為，也無法給你們答案。我只能給你們一件東西，並且我今天就要把它給你們了，這就是我的生命。” 表示接受 有些死囚則在臨終前表現出對死刑懲罰完全接受。查理斯·巴斯因殺死一名員警而被判處死刑，1986年他在30歲時被處決，他的遺言是：“我罪有應得，告訴大家我跟他們道別。” 詹姆斯·科爾本在2003年也說出了相似的遺言，他因誘☆禁☆姦不成謀殺一名女子而被判死刑，被處決前他說：“這一切本不該發生，既然我就要死了，也沒什麼好擔心的了。我知道這是個錯誤，只能怪我自己。” 表示委屈 有一些死囚知道自己犯了罪，但認為自己罪不至死。 “我已經坐牢8年半，7年前我成了死囚，我在監獄表現良好，我認為自己已經不會再對社會造成威脅了。我覺得對我的懲罰已經夠了。”死囚裡奇·格林表示。 “過去大約9年裡，我一直在思考死刑，這個懲罰是對還是錯，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我不認為處決了我之後，世界就會變得更美好更安全。”在2001年被處決的傑佛瑞·道格第說。 表示輕鬆 一些死囚則試圖用幽默輕鬆的話來緩和一下刑場的沉重氣氛，比如傑斯·赫南德茲。赫南德茲曾用手電筒擊打一個女孩和一個11個月大的男嬰的頭部，結果造成男嬰死亡。 2012年3月，赫南德茲被處決，在死亡來臨前他選擇給自己最愛的橄欖球隊加油，他喊道：“加油，達拉斯牛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