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學心理系教授艾倫·朗格：與歲月對抗的力量
哈佛大學心理系教授艾倫·朗格：獲得一種與歲月對抗的力量
在歲月面前，我們真的無能為力嗎？將一個人的心理時鐘倒撥20年，有可能嗎？在這裡，心理學將為我們發現這種“可能”。
可能心理學
心理學家艾倫·朗格(Ellen J. Langer) 教授生於1947年3月25日，今年68歲，是第一位在哈佛大學心理學系獲得教授席位的女性。
朗格教授用一詞之差來解釋她的研究與傳統心理學之間的差異：傳統心理學研究的是“什麼”，而她研究的是“可能是什麼”。
她將自己的研究稱為“可能性心理學”，
朗格教授熱愛網球。年輕的時候，她摔斷了腳踝，醫生說她從此會瘸腿，再也不能打網球了。但現在她雙腿健康，仍然在打網球。30多年“可能性心理學”的實踐，使這位心理學家將身體和心靈的控制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裡，度過了一段非凡的歲月。
她覺得世上沒有什麼東西是她不敢嘗試的。當別人告訴她“不”的時候，
什麼是專注力？
“可能性心理學”的第一個假設是，我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麼，或者能變成什麼，一切皆有可能。
但人是習慣的動物。我們如此容易被僵硬的世界觀、慣例、偏見或者刻板印象所麻痹，我們的很多行為往往是先入為主、不假思索，或者想當然的結果，而沒有經過任何思考或者認知過程。
很多時候，我們以為自己知道，其實，我們並不知道。
朗格教授做過一個“影印機”實驗：幾個人在排隊複印東西，實驗者問前面的人能不能讓他先複印。只要這個實驗者給出了理由，人們通常都允許他插隊。有趣的是，這個理由本身是否合理卻並不重要。無論你說“對不起，我趕時間”，或者“對不起，我想複印檔”，人們的反應是一樣的。
“並不是他們沒聽見你說什麼。”朗格教授說，“而是他們根本沒意識到你說了什麼。”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的許多行為都是像影印機實驗裡的那種“自動”狀態下做出的。
用她自己的話來說，“專注力”其實是一種很簡單的實踐——留意新事物，積極尋找差異。無論是關於你自己的，
為了適於生存，我們的腦海裡保存了無數的規則與分類，以快速有效地指導當下的行為。這也是文化對人的教化功能——通過傳達“絕對”的概念，我們的文化得以代代相傳。這無疑帶來了穩定，但也讓我們付出代價。因為很多時候，情境已經變化了，我們還一如既往地堅持著那些規則和分類，不假思索地運用它們。
從這個角度而言，“專注力”是一種批判性的思維方式，它並不意味著否定，而是存疑和追問，從傳統、權威、成見、慣例、約定俗成中，收復自己的頭腦，對塞給自己的信條問一句，“真的嗎？”“為什麼？”“萬一呢？”
朗格教授認為傳統醫學的問題也在於此。醫學是一種不完美的科學，它能提供的只是概率，一種抽象的數學概念，但到了病人那裡，卻經常被作為唯一的正確答案接受下來。事實上，任何一種疾病，一旦落到個人身上，每個人都有他的特殊性，沒有一個人是概率，沒有一個人是“大多數”。
“我並不反對傳統醫學。”她解答道，“我只是反對對醫學測試和醫生的無條件信任與依賴，以及由此而導致的無意識狀態——我們太容易接受一種疾病的標籤了，比如癌症、抑鬱症等。”
“現代人應該對‘不確定性’有更健康的尊重。”她說，“‘不確定性’才是現實世界的本質狀態。現實從來不是靜止的，從不同的角度觀察，得出的是完全不同的結果。”
一旦我們看清自己是如何自我束縛在文化、範疇、語言和思維模式的陷阱裡，就會發現，人生中我們可以控制的部分，包括健康和快樂，其實遠遠超過我們的想像。
返老還童的可能性
在一部即將開拍的好萊塢新片《倒時鐘》中，詹妮弗·安妮斯頓將出演朗格教授，電影主線是她在1979年做的一個實驗。
一個匹茲堡的老修道院裡，朗格教授和學生精心搭建了一個“時空膠囊”，這個地方被佈置得與20年前一模一樣。他們邀請了16位老人，年齡都在七八十歲，8人一組，讓他們在這裡生活一個星期。
這一個星期裡，這些老人都沉浸在1959年的環境裡，他們聽上世紀50年代的音樂，看50年代的電影和情景喜劇，讀50年代的報紙和雜誌，討論卡斯楚在古巴的軍事行動，美國第一次發射人造衛星。他們都被要求更加積極的生活，比如一起佈置餐桌，收拾碗筷。沒有人幫他們穿衣服，或者扶著走路。唯一的區別是，實驗組的言行舉止必須遵循現在時——他們必須努力讓自己生活在1959年，而控制組用的是過去時——用懷舊的方式談論和回憶1959年發生的事情。
實驗結果是，兩組老人的身體素質都有了明顯改善。他們剛出現在朗格的辦公室時，大都是家人陪著來的，老態龍鍾，步履蹣跚。一個星期後，他們的視力、聽力、記憶力都有了明顯的提高，血壓降低了，平均體重增加了3磅，步態、體力和握力也都有了明顯的改善。
不過，相比之下，實驗組，即“生活在1959年”的老人進步更加驚人，他們的關節更加柔韌，手腳更加敏捷，在智力測試中得分更高，有幾個老人甚至玩起了橄欖球。局外人被請來看他們實驗前後的照片，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這麼多年來，關於這個實驗的質疑從來沒有停止過。畢竟，這是一個田野實驗，因為缺乏實驗室的控制，一個結果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釋。
事實上，直到今天，朗格教授仍然難以解釋，那一個星期裡，這些老人的大腦和身體之間到底發生了怎樣的交互。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這些老人在心理上相信自己年輕了20歲，於是身體做出了相應的配合。為了維持時間感，那些“活在1959年”的老人必須付出更多的“專注力”，即更有意識的“活在當下”，因此他們的改善更明顯。雖然不至於“返老還童”，但這個實驗至少證明了，我們生命最後階段的衰老並非是不可逆轉的。
“衰老是一個被灌輸的概念。”她接著說，“老年人的虛弱、無助、多病，常常是一種習得性無助，而不是必然的生理過程。”關於衰老的很多思維定式是經不起推敲的。比如人老了，記憶一定會衰退嗎？
腦神經科學的證據顯示，一半以上的老年人，其大腦活躍程度與20多歲的年輕人並沒有區別。他們在短期記憶力、抽象推理能力以及資訊處理速度等方面的能力都不應差于年輕人。那麼，到底是什麼抑制了他們真實的潛能？
根據朗格教授的分析，這是因為我們身處一個崇拜青春而厭棄老年的社會。年輕的時候，我們想當然地以為自己永遠不會老。與此同時，我們固執而輕率地認定衰老和能力減弱有著必然的聯繫。某天早上我們醒來，驚恐地發現自己已步入老年，這種思維定式往往極具殺傷力。當我們發現自己記性越來越差時，最現成的解釋似乎就是——我們老了，而很少再去尋找其他的可能性，比如也許是我們失去了記憶的動機和意圖？
事實上，很多心理實驗都證實，一個人衰老的速度與環境暗示很有關係。與一個比自己年輕的人結婚，往往長壽；相反，與一個比自己年老的人結婚，往往短壽。社會經常規定了，什麼樣的年齡應該穿什麼樣的衣服，否則就是為老不尊。因此一個經常穿制服的人往往不容易顯老，因為制服沒有老少之分，沒有年齡暗示。
“如果我們不是將‘變老’看成是一種時間的遺失，一條單向的下坡路，而是一個時間的過程，一種自然的變化，我們會發現年老的許多好處。”
在20多年前的一個養老院的實驗中，她發現，當一個老年人對自己的生活有更多的控制權時，比如他能決定在哪裡招待客人，玩什麼娛樂節目，自己照顧房間裡的植物，他會比那些被全方位照顧的老人更加快樂，更愛社交，記性更好，而且活得更久。
有人問朗格教授，是否想過讓自己回到30年前？
她笑著說：“如果你是一個懂得專注力的人，年齡從來不是問題。無論你20歲，30歲，或者60歲，你都是在體驗當下，你在自己的時間裡加入生命的體驗。這是一種生活的藝術。”
我們的文化得以代代相傳。這無疑帶來了穩定，但也讓我們付出代價。因為很多時候，情境已經變化了，我們還一如既往地堅持著那些規則和分類，不假思索地運用它們。
從這個角度而言，“專注力”是一種批判性的思維方式，它並不意味著否定，而是存疑和追問，從傳統、權威、成見、慣例、約定俗成中，收復自己的頭腦，對塞給自己的信條問一句，“真的嗎？”“為什麼？”“萬一呢？”
朗格教授認為傳統醫學的問題也在於此。醫學是一種不完美的科學，它能提供的只是概率，一種抽象的數學概念，但到了病人那裡，卻經常被作為唯一的正確答案接受下來。事實上，任何一種疾病，一旦落到個人身上，每個人都有他的特殊性，沒有一個人是概率，沒有一個人是“大多數”。
“我並不反對傳統醫學。”她解答道，“我只是反對對醫學測試和醫生的無條件信任與依賴，以及由此而導致的無意識狀態——我們太容易接受一種疾病的標籤了，比如癌症、抑鬱症等。”
“現代人應該對‘不確定性’有更健康的尊重。”她說，“‘不確定性’才是現實世界的本質狀態。現實從來不是靜止的，從不同的角度觀察，得出的是完全不同的結果。”
一旦我們看清自己是如何自我束縛在文化、範疇、語言和思維模式的陷阱裡，就會發現，人生中我們可以控制的部分，包括健康和快樂，其實遠遠超過我們的想像。
返老還童的可能性
在一部即將開拍的好萊塢新片《倒時鐘》中，詹妮弗·安妮斯頓將出演朗格教授，電影主線是她在1979年做的一個實驗。
一個匹茲堡的老修道院裡，朗格教授和學生精心搭建了一個“時空膠囊”，這個地方被佈置得與20年前一模一樣。他們邀請了16位老人，年齡都在七八十歲，8人一組，讓他們在這裡生活一個星期。
這一個星期裡，這些老人都沉浸在1959年的環境裡，他們聽上世紀50年代的音樂，看50年代的電影和情景喜劇，讀50年代的報紙和雜誌，討論卡斯楚在古巴的軍事行動，美國第一次發射人造衛星。他們都被要求更加積極的生活，比如一起佈置餐桌，收拾碗筷。沒有人幫他們穿衣服，或者扶著走路。唯一的區別是，實驗組的言行舉止必須遵循現在時——他們必須努力讓自己生活在1959年，而控制組用的是過去時——用懷舊的方式談論和回憶1959年發生的事情。
實驗結果是，兩組老人的身體素質都有了明顯改善。他們剛出現在朗格的辦公室時，大都是家人陪著來的，老態龍鍾，步履蹣跚。一個星期後，他們的視力、聽力、記憶力都有了明顯的提高，血壓降低了，平均體重增加了3磅，步態、體力和握力也都有了明顯的改善。
不過，相比之下，實驗組，即“生活在1959年”的老人進步更加驚人，他們的關節更加柔韌，手腳更加敏捷，在智力測試中得分更高，有幾個老人甚至玩起了橄欖球。局外人被請來看他們實驗前後的照片，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這麼多年來，關於這個實驗的質疑從來沒有停止過。畢竟，這是一個田野實驗，因為缺乏實驗室的控制，一個結果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釋。
事實上，直到今天，朗格教授仍然難以解釋，那一個星期裡，這些老人的大腦和身體之間到底發生了怎樣的交互。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這些老人在心理上相信自己年輕了20歲，於是身體做出了相應的配合。為了維持時間感，那些“活在1959年”的老人必須付出更多的“專注力”，即更有意識的“活在當下”，因此他們的改善更明顯。雖然不至於“返老還童”，但這個實驗至少證明了，我們生命最後階段的衰老並非是不可逆轉的。
“衰老是一個被灌輸的概念。”她接著說，“老年人的虛弱、無助、多病，常常是一種習得性無助，而不是必然的生理過程。”關於衰老的很多思維定式是經不起推敲的。比如人老了，記憶一定會衰退嗎？
腦神經科學的證據顯示，一半以上的老年人，其大腦活躍程度與20多歲的年輕人並沒有區別。他們在短期記憶力、抽象推理能力以及資訊處理速度等方面的能力都不應差于年輕人。那麼，到底是什麼抑制了他們真實的潛能？
根據朗格教授的分析，這是因為我們身處一個崇拜青春而厭棄老年的社會。年輕的時候，我們想當然地以為自己永遠不會老。與此同時，我們固執而輕率地認定衰老和能力減弱有著必然的聯繫。某天早上我們醒來，驚恐地發現自己已步入老年，這種思維定式往往極具殺傷力。當我們發現自己記性越來越差時，最現成的解釋似乎就是——我們老了，而很少再去尋找其他的可能性，比如也許是我們失去了記憶的動機和意圖？
事實上，很多心理實驗都證實，一個人衰老的速度與環境暗示很有關係。與一個比自己年輕的人結婚，往往長壽；相反，與一個比自己年老的人結婚，往往短壽。社會經常規定了，什麼樣的年齡應該穿什麼樣的衣服，否則就是為老不尊。因此一個經常穿制服的人往往不容易顯老，因為制服沒有老少之分，沒有年齡暗示。
“如果我們不是將‘變老’看成是一種時間的遺失，一條單向的下坡路，而是一個時間的過程，一種自然的變化，我們會發現年老的許多好處。”
在20多年前的一個養老院的實驗中，她發現，當一個老年人對自己的生活有更多的控制權時，比如他能決定在哪裡招待客人，玩什麼娛樂節目，自己照顧房間裡的植物，他會比那些被全方位照顧的老人更加快樂，更愛社交，記性更好，而且活得更久。
有人問朗格教授，是否想過讓自己回到30年前？
她笑著說：“如果你是一個懂得專注力的人，年齡從來不是問題。無論你20歲，30歲，或者60歲，你都是在體驗當下，你在自己的時間裡加入生命的體驗。這是一種生活的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