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讓你對自己刮目相看

作家“REBECCA”關於讀書的一篇感悟文章：閱讀，讓你對自己刮目相看

不久前，我扒出一本失落很久的筆記，那是一個小小的藍色本子，上面記載了一連串書名。時光倒流到1983年，高中二年級的暑假剛剛開始，我讀完伯里斯·帕斯特納克的《日瓦戈醫生》，便在本子上記下了書名。那是7月中旬，從此每讀一本書，便有一個書名留在本子上，這習慣一直保持了大約四年。時至今日，我早已不記得讀過《日瓦戈醫生》了，也不知道當時為什麼覺得讀這本書值得記下一筆。

也許，我覺得俄語文學很重要，不過那時還沒有人引導我接觸到列夫托爾斯泰。緊接著的第二本書情況類似，是馬克沁·高爾基的《無用人的一生》。7月末，我用一天不到的時間讀完《查特萊夫人的情人》（這一經歷仍歷歷在目），還很快地讀完了《青年藝術家肖像》。

翻閱著筆記本，我開心得好像發現了一盒遺失多年的舊照：有的照片已經模糊，看不清人影，有的照片徒有形象卻早已叫不出那人的名字，

另一些照片卻清晰可辨。我那時的男朋友以王爾德式的才子自許，在他影響下，我在1984年2月讀了《不可兒戲》，平生頭一次碰到那麼多妙語警句，至今難忘。3月，我讀了《審判》，依稀記得推薦這本書給我的小夥子極為嚴肅、熱愛文學，但我已經記不清到底是哪一位了。那年5月，我17歲了，兩周內讀完《米德爾馬契》。除了閱讀，我在故鄉英格蘭海濱小鎮真的百無聊賴。很奇怪，我的才子男友那時住在倫敦，千里迢迢，不過對於正熱衷於十九世紀小說的我來說，倒也不無裨益。幾個月後，我又用兩周時間讀完了《丹尼爾·德龍達》。

這些書我都沒有寫讀後感，它們被一一列入“好書”單，不分三六九等。至於為什麼選了這本沒選那本也沒有規律可循。鑒於我大多在二手書店淘便宜貨，也許只是碰上了而已。（1984年7月，我讀的第一本亨利·詹姆斯，

是《歐洲人》，而非更具代表性的《一位女士的肖像》，想來也是相同道理。）書單中大部分書都不是老師指定的必讀書目，至少在上大學前的兩年裡，都不是。不過，很多書的出現都有著某種必然性。比如，一個嗜書的文學女青年理所當然會發現《鐘形罩》，正如我在1984年9月與之相遇一樣。這些書隨興所至，倒也可觀：有些從我自己的藏書中挑選出來，有些是恰好同學那裡有，就借了來，還有一些則大都因為書脊上“企鵝經典”的標誌，讓人招架不住。

不過我的書單也有局限。書目主要偏向19世紀以及20世紀上半葉的英語文學經典，除此以外只稍稍涉獵幾部俄語和歐洲文學作品，地域性不夠寬廣。而且書單上幾乎沒有當代文學作品，因為直到上了大學，我才開始接觸到騎馬鬥牛士出版社出版的豐富的平裝文學書（包括米蘭·昆德拉、朱利安·巴恩斯、薩爾曼·拉什迪、加夫列爾·加西亞·瑪律克斯、伊塔洛·卡爾維諾、伊恩·麥克尤恩等人的作品）。1987年，我一邊主修文學，一邊給一本學生刊物寫書評。就在快要21歲生日的時候，我的筆記戛然而止了。書單上最後一本書，是英國學界小說家瑪律科姆·佈雷德伯裡的《謊言》，一部針對後結構主義文學的諷刺作品。在這之前，大學後的我又在書單上添了喬叟、但丁、彌爾頓、鄧恩、雪萊、柯勒律治、艾略特、葉芝等人的名字，沒想到它居然就斷送在這本書手裡，真是想不到，只能借用解構主義者常說的“好笑”來形容了。
本文由80後勵志網整理編輯，轉載請注明來源，連結位址：
https://www.201980.com/lizhi/80hou/7944.html

在發現這本筆記之後，我把其中一頁拍照並放到了推特上，那是17歲那年四個月的閱讀記錄，包括了《遠大前程》、《海浪》、3本奧斯丁、2本菲茨傑拉德，還有艾利亞斯·卡內蒂、陀思妥耶夫斯基、威廉·戈爾丁的作品。（要不是這本筆記，我還真忘了自己那時是戈爾丁的粉絲。）結果有人回復說：“該看沒勁的書，還是讓自己放縱快樂的書？”

像這樣把書本分成我們“想”讀的和“不得不”讀的，是一種十分簡單也常見的區分法。出版商也把這種兩分法當做有用的行銷手段，對於打算去海邊度假的人，在說服他們買這一本、而不買那一本的時候，這種方法特別管用。但這種區分存在缺陷，內藏陷阱。它把罪惡感和快樂聯繫到一起，與其說是勸誡，不如說是誘惑：閱讀從而獲得一種帶罪惡感的快樂，就像節食的人在某一天胡吃海喝，雖然淘氣但也無傷大雅。這種區分類似於某種低級的文化清教主義，認為一本書帶給我們的唯一樂趣在於放鬆愉悅，或者說，淺顯易懂的讀物必定能帶來快樂。將快樂和罪惡如此這般聯繫在一起，也即意味著還有一種淵源更深、求全責備的權威，那就是認為閱讀一定是要努力才能完成的事。

除了輕鬆休閒，閱讀還帶給我們更多樂趣。在閱讀中，我們迎難而上，感到自己的界限和能力得到拓寬，進入陌生世界，與異己的觀念產生共鳴，習得他人已經實踐過並覺得值得學習的東西，與更多人對話，何其快樂！我敢說，書單裡有一些書，我根本談不上閱讀，借用一下小學生的詞彙，是破譯天書。18歲那年閱讀《尤利西斯》應該就是這種情況，如果那時我預先讀過《奧德賽》，對喬伊絲的理解應該會更好。即使如此，我們，特別是青少年讀者，不應該低估讀書的真正快樂，那就是自我滿足。我的筆記就還原了一個讀書少女的形象，或者至少有那麼一個輪廓，那個希望好好閱讀、想要博覽群書的我。筆記是個人成就的小小記錄，也勾勒出一種遠大的志向。抱負也讓人快樂。

我們聽慣了商業小說家們的牢騷，他們的作品沒有得到認真對待，與公認的文學作品沒法比：書評家不夠重視，出版商也敷衍了事，封面設計只求穩當不管創意等等。關於文學標準合理與否，學術界的爭論可謂久矣，但總是和市場不謀而合。爭論自然有其價值，但有一點卻很少被談及，那就是把文學分為流行和純文學產生一個弊端：純文學作品，尤其是那些有些年頭的作品，常常被放到了“有趣”的對立面。

書單則讓我回想起一段青澀的歲月，那時我對這個問題多少還懵懂。裡面沒有我日後所知的所謂商業化小說。比如，就在我開始記錄書單的那一年，傑姬·科林斯出版了《好萊塢的妻子們》，但我好像都不曾聽說過。我想，無論如何，它都不會比《愛瑪》和《夜色溫柔》帶來更好的閱讀體驗：《愛瑪》頗具諷刺性地展示愛情中各種糾纏，讀來趣味盎然，《夜色溫柔》詩意又有十足的成人劇范兒，讓人大呼過癮。認為閱讀之樂非得包含一種自我否定式的羞恥感是種謬見，我們隨手從書架上取下任意一本書，閱讀帶來的滿足感都遠非如此單薄。
1987年，我一邊主修文學，一邊給一本學生刊物寫書評。就在快要21歲生日的時候，我的筆記戛然而止了。書單上最後一本書，是英國學界小說家瑪律科姆·佈雷德伯裡的《謊言》，一部針對後結構主義文學的諷刺作品。在這之前，大學後的我又在書單上添了喬叟、但丁、彌爾頓、鄧恩、雪萊、柯勒律治、艾略特、葉芝等人的名字，沒想到它居然就斷送在這本書手裡，真是想不到，只能借用解構主義者常說的“好笑”來形容了。
本文由80後勵志網整理編輯，轉載請注明來源，連結位址：
https://www.201980.com/lizhi/80hou/7944.html

在發現這本筆記之後，我把其中一頁拍照並放到了推特上，那是17歲那年四個月的閱讀記錄，包括了《遠大前程》、《海浪》、3本奧斯丁、2本菲茨傑拉德，還有艾利亞斯·卡內蒂、陀思妥耶夫斯基、威廉·戈爾丁的作品。（要不是這本筆記，我還真忘了自己那時是戈爾丁的粉絲。）結果有人回復說：“該看沒勁的書，還是讓自己放縱快樂的書？”

像這樣把書本分成我們“想”讀的和“不得不”讀的，是一種十分簡單也常見的區分法。出版商也把這種兩分法當做有用的行銷手段，對於打算去海邊度假的人，在說服他們買這一本、而不買那一本的時候，這種方法特別管用。但這種區分存在缺陷，內藏陷阱。它把罪惡感和快樂聯繫到一起，與其說是勸誡，不如說是誘惑：閱讀從而獲得一種帶罪惡感的快樂，就像節食的人在某一天胡吃海喝，雖然淘氣但也無傷大雅。這種區分類似於某種低級的文化清教主義，認為一本書帶給我們的唯一樂趣在於放鬆愉悅，或者說，淺顯易懂的讀物必定能帶來快樂。將快樂和罪惡如此這般聯繫在一起，也即意味著還有一種淵源更深、求全責備的權威，那就是認為閱讀一定是要努力才能完成的事。

除了輕鬆休閒，閱讀還帶給我們更多樂趣。在閱讀中，我們迎難而上，感到自己的界限和能力得到拓寬，進入陌生世界，與異己的觀念產生共鳴，習得他人已經實踐過並覺得值得學習的東西，與更多人對話，何其快樂！我敢說，書單裡有一些書，我根本談不上閱讀，借用一下小學生的詞彙，是破譯天書。18歲那年閱讀《尤利西斯》應該就是這種情況，如果那時我預先讀過《奧德賽》，對喬伊絲的理解應該會更好。即使如此，我們，特別是青少年讀者，不應該低估讀書的真正快樂，那就是自我滿足。我的筆記就還原了一個讀書少女的形象，或者至少有那麼一個輪廓，那個希望好好閱讀、想要博覽群書的我。筆記是個人成就的小小記錄，也勾勒出一種遠大的志向。抱負也讓人快樂。

我們聽慣了商業小說家們的牢騷，他們的作品沒有得到認真對待，與公認的文學作品沒法比：書評家不夠重視，出版商也敷衍了事，封面設計只求穩當不管創意等等。關於文學標準合理與否，學術界的爭論可謂久矣，但總是和市場不謀而合。爭論自然有其價值，但有一點卻很少被談及，那就是把文學分為流行和純文學產生一個弊端：純文學作品，尤其是那些有些年頭的作品，常常被放到了“有趣”的對立面。

書單則讓我回想起一段青澀的歲月，那時我對這個問題多少還懵懂。裡面沒有我日後所知的所謂商業化小說。比如，就在我開始記錄書單的那一年，傑姬·科林斯出版了《好萊塢的妻子們》，但我好像都不曾聽說過。我想，無論如何，它都不會比《愛瑪》和《夜色溫柔》帶來更好的閱讀體驗：《愛瑪》頗具諷刺性地展示愛情中各種糾纏，讀來趣味盎然，《夜色溫柔》詩意又有十足的成人劇范兒，讓人大呼過癮。認為閱讀之樂非得包含一種自我否定式的羞恥感是種謬見，我們隨手從書架上取下任意一本書，閱讀帶來的滿足感都遠非如此單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