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是我人生的最低谷。那年，我高考落榜，雖然當時高考落榜的是大多數，而且就算報考公務員，高中文憑就可以了，但不能繼續讀書終歸還是一件令人不爽的事情，特別是一個平時成績還不如我的小姐妹居然考上了大學，她媽媽逢人便發糖的歡樂深深戳傷了我的父母。那段時間，父親看我的眼神讓我感覺自己就像一堆過期的臭肉。 應該承認，高考失利對的打擊遠大於我。在搖頭歎息完之後，將希望和注意力都轉移到了即將讀高一的妹妹身上。我的哭喪表情和悲哀情緒也瞬間找到了下家，
毫無保留地轉移到妹妹臉上。 我通過同學的找到一份銀行臨時工的工作，那是家小廟一樣的儲蓄所，一共只有幾個人，工資極其低廉，“轉正機會”渺茫得近於無。 父母對我的選擇儘管不屑，但也沒有多少言語。我不知道這究竟意味著一種哀莫大於心死的沉默還是從此走入淡然平和。我只知道，沒有了無微不至、無所不在的關心，我感到萬分的輕鬆與自在。 但我不知道，這一切都只是暫時的，讓一對歷來對孩子指手畫腳慣了的父母從此對孩子淡然處之，比讓一列巨型火車不滑行便停下來更難。他們對我的隱忍和短暫放任其實是在等待我犯錯，然後用這個所謂的錯作為依據，否定我的選擇。他們要等的所謂的機會很快就來了。
當時的銀行是年輕人聚集的地方，單位為了增加凝聚力和員工歸屬感，經常搞些聯誼活動，最簡單實惠的就是辦舞會。當時的舞會還是青年男女們的最愛，是陌生男女們為數不多的認識與交流的機會。 那時，通常是一家單位辦舞會，全城年輕人齊上陣，巨大的燈光球場人山人海。口口相傳引來的年輕人，在當時熱門的瓊瑤電影主題曲伴奏下翩然起舞的場景，只可以用壯觀來形容。而年輕人多的地方，爭吵與打架發生的幾率也高。 對於我去跳舞，父母沒有像對我去銀行上班那樣“無為而治”。特別是父親，他非常擔心我會被“壞人”引上一條歪斜的人生道路。我本不熱愛跳舞，但也不討厭。偶爾跟著同伴們去別的單位辦的舞會或舞廳，
大多是因為無聊。發現父母反對得激烈時，則純粹是為了品嘗小反叛帶來的片刻快感。 我永遠記得1987年12月28日，那一個並不算太冷的冬夜。由於我撒謊而出去參加舞會的頻率越來越高，父母覺得我的行為值得懷疑，於是嚴禁我晚上出門。有天我與同事約好，並發誓誰不去就是小狗。眼見著舞會開場時間快到了，我實在想不出辦法，只好裝病，把枕頭塞在被子裡裝睡，然後從窗戶上順著水管溜了下去。我家在二樓，雖然不高，但要突破這種極限也確實需要勇氣。 我突破極限的勇氣也徹底越過了父母的底線。那天晚上，發現我逃跑之後的父母被半年來積在胸中的憤怒激發，尋遍縣城裡所有舞廳，
並將正在跳舞的我揪了出來。突然受到驚嚇的我被周圍圍觀的人一起哄，像是被人抓了現行的小偷，羞憤難當之下就和父母頂起嘴來，這等於是往一堆燃得正旺的火上澆了一桶油。憤怒的父親一抬手，他手裡的自行車鏈鎖正好砸在我的額頭上。 那鏈鎖砸在額頭上的傷只保留了一個月，但心上的傷口卻保留了幾十年。後來，我離開老家結婚，生了女兒，那傷口還橫亙在我們父女之間，每次想起都會有陣陣悸痛。多年來，我一直在想，他究竟是故意用鏈鎖打我，還是怒氣之下失了手？但始終沒有得出答案，這成了我心中的一個結。直至去年他去世，如果不是丈夫和女兒的堅持，我也不會回到老家，不會聽到他對那件事的最終解釋。
他說：“如果再有一次人生，我依然還會打你那一下，因為所有對你的憤怒，都不及對你從樓上摔下去的恐懼和擔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