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我十六歲離家之前，我們一家七口全睡在同一張床上，睡在那種用木板架高、鋪著草席，冬天加上一層墊被的通鋪。
這樣的一家人應該很親近吧？沒錯，不過，不包括父親在內。
可能一直在摸索、嘗試與孩子們親近的方式，但老是不得其門而入。
同樣地，孩子們也是。
小時候特別喜歡父親上小夜班的那幾天，因為下課回來時他不在家。因為他不在，所以整個家就少了莫名的肅殺和壓力，媽媽準確的形容是“貓不在，老鼠嗆須”。
午夜父親回來，他必須把睡得橫七豎八的孩子一個一個搬動、擺正之後，才有自己可以躺下來的空間。
那時候我通常是醒著的。早就被他開門閂門的聲音吵醒的我繼續裝睡，等著洗完澡的父親上床。
他會稍微站定觀察一陣，有時候甚至會喃喃自語地說：“實在啊？睡成這樣！”然後床板輕輕抖動，接著聞到他身上檸檬香皂的氣味慢慢靠近，感覺他的大手穿過我的肩胛和大腿，最後整個人被他抱了起來放到應有的位子上，然後拉過被子幫我蓋好。
喜歡父親上小夜班，其實喜歡的彷佛是這個特別的時刻──短短半分鐘不到的來自父親的擁抱。長大後的某一天，我跟弟妹坦承這種裝睡的經驗，沒想到他們都說：“我也是！我也是！”
或許親近的機會不多，所以某些記憶特別深刻。
有一年父親的腿被礦坑的落盤壓傷，
由於住院的時間很長，媽媽得打工養家，所以他在醫院的情形幾乎沒人知道。某個星期六中午放學之後，不知道是什麼樣的衝動，我竟然跳上開往臺北的火車，下車後從後火車站不斷地問路走到那家外科醫院，然後在擠滿六張病床和陪伴家屬的病房裡，看到一個毫無威嚴、落魄不堪的父親。
他是睡著的。四點多的陽光斜斜地落在他消瘦不少的臉上。
他的頭髮沒有梳理，既長且亂，鬍子也好像幾天沒刮的樣子；打著石膏的右腿露在棉被外，腳趾甲又長又髒。
不知道為什麼，我想到的第一件事，竟然就是幫他剪趾甲。護士說沒有指甲剪，不過，可以借我一把小剪刀，
當我剪完所有的趾甲，抬起頭才發現父親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睜著眼睛看著我。
媽媽叫你來的？不是。你自己跑來？沒跟媽媽說？沒有。馬鹿野郎（日本的國罵“八嘎牙路”漢字寫法，意指對方蠢笨、沒有教養）。
直到天慢慢轉暗，外頭霓虹燈逐漸亮起來之後，父親才再開口說：“暗了，我帶你去看電影，晚上就睡這邊吧！”
那天夜晚，父親一手撐著我的肩膀，一手拄著拐杖，小心地穿越週末熙攘的人群，走過長長的街道，去看了一場電影。
一路上，當我不禁想起小時候和父親以及一群叔叔伯伯，踏著月色去九份看電影的情形的同時，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一個人到臺北、第一次單獨和父親睡在一起、第一次幫父親剪趾甲，卻也是最後一次和父親一起看電影。
那是一家比九份升平戲院大很多的電影院，叫遠東戲院。那天上演的是一部日本紀錄片，導演是市川昆，片名叫《東京世運會》。
片子很長，長到父親過世二十年後的現在，還不時在我腦袋裡播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