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國平：人生貴在行胸臆
一
讀袁中郎全集，感到清風徐徐撲面，精神陣陣爽快。
明末的這位大才子一度做吳縣縣令，上任伊始，致書朋友們道："吳中得若令也，五湖有長，洞庭有君，酒有主人，茶有知己，生公說法石有長老。"開卷讀到這等瀟灑不俗之言，
我再捨不得放下了，相信這個人必定還會說出許多妙語。
我的期望沒有落空。
請看這一段："天下有大敗興事三，而破國亡家不與焉。山水朋友不相湊，一敗興也。朋友忙，相聚不久，二敗興也。遊非及時，或花落山枯，三敗興也。"
真是非常的飄逸。中郎一生最愛山水，
不過，倘若你以為他只是個耽玩的倜儻書生，未免小看了他。《明史》記載，他在吳縣任上"聽斷敏決，公庭鮮事"，遂整日"與士大夫談說詩文，以風雅自命"。可見極其能幹，遊刃有餘。但他是真個風雅，天性耐不得官場俗務，終於辭職。後來幾度起官，也都以謝病歸告終。
在明末文壇上，中郎和他的兩位兄弟是開一代新風的人物。他們的風格，用他評其弟小修詩的話說，便是"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其實，這話不但說出了中郎的文學主張，也說出了他的人生態度。他要依照自己的真性情生活，活出自己的本色來。他的瀟灑絕非表面風流，而是他的內在性靈的自然流露。
二
每個人一生中，都曾經有過一個依照真性情生活的時代，那便是童年。孩子是天真爛漫，不肯拘束自己的。他活著整個兒就是在享受生命，世俗的利害和規矩暫時還都不在他眼裡。隨著年齡增長，染世漸深，俗慮和束縛愈來愈多，原本純真的孩子才被改造成了俗物。
那麼，能否逃脫這個命運呢?很難，因為人的天性是脆弱的，環境的力量是巨大的。隨著童年的消逝，倘若沒有一種成年人的智慧及時來補救，幾乎不可避免地會失掉童心。所謂大人先生者不失赤子之心，正說明智慧是童心的守護神。凡童心不滅的人，必定對人生有著相當的徹悟。
所謂徹悟，就是要把生死的道理想明白。
事情是明擺著的：一個人如果真正想明白了生之必死的道理，他就不會如此看重和孜孜追逐那些到頭來一場空的虛名浮利了。
當然，一個人徹悟了生死的道理，也可能會走向消極悲觀。不過，如果他是一個熱愛生命的人，這一前途即可避免。他反而會獲得一種認識：生命的密度要比生命的長度更值得追求。
三
我們或許可以把袁中郎稱作享樂主義者，不過他所提倡的樂，乃是合乎生命之自然的樂趣，
有兩段話，極能顯出他的個性的光彩。
在一處他說："世人所難得者唯趣"，尤其是得之自然的趣。他舉出童子的無往而非趣，山林之人的自在度日，愚不肖的率心而行，作為這種趣的例子。然後寫道："自以為絕望於世，故舉世非笑之不顧也，此又一趣也。"憑真性情生活是趣，因此遭到全世界的反對又是趣，從這趣中更見出了怎樣真的性情!
另一處談到人生真樂有五，原文太精彩，不忍割愛，照抄如下：
"目極世間之色，耳極世間之聲，身極世間之鮮，口極世間之譚，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後度曲，賓客滿席，男女交舄，燭氣熏天，珠翠委地，皓魄入帳，花影流衣，二快活也。篋中藏萬卷書，書皆珍異。宅畔置一館，館中約真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識見極高，如司馬遷、羅貫中、關漢卿者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書，遠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買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數人，遊閑數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將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資田產蕩盡矣。然後一身狼狽，朝不謀夕，托缽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盤，往來鄉親，恬不知恥，五快活也。"
前四種快活，氣象已屬不凡，誰知他筆鋒一轉，說享盡人生快樂以後，一敗塗地，淪為乞丐，又是一種快活!中郎文中多這類飛來之筆，出其不意，又順理成章。世人常把善終視作幸福的標誌，其實經不起推敲。若從人生終結看，善不善終都是死，都無幸福可言。若從人生過程看，一個人只要痛快淋漓地生活過，不管善不善終，都稱得上幸福了。對於一個洋溢著生命熱情的人來說，幸福就在於最大限度地窮盡人生的各種可能性，其中也包括困境和逆境。極而言之，樂極生悲不足悲，最可悲的是從來不曾樂過，一輩子穩穩當當，也平平淡淡，那才是白活了一場。
中郎自己是個充滿生命熱情的人，他做什麼事都興致勃勃，好像不要命似的。愛山水，便說落雁峰"可值百死"。愛朋友，便歎"以友為性命"。他知道"世上稀有事，未有不以死得者"，值得要死要活一番。讀書讀到會心處，便"燈影下讀複叫，叫複讀，僮僕睡者皆驚起"，真是忘乎所以。他愛女人，坦陳有"青娥之癖"。他甚至發起懶來也上癮，名之"懶癖"。
關於癖，他說過一句極中肯的話："餘觀世上語言無味面目可憎之人，皆無癖之人耳。若真有所癖，將沉湎酣溺，性命死生以之，何暇及錢奴宦賈之事。"有癖之人，哪怕有的是怪癖惡癖，終歸還保留著一種自己的真興趣真熱情，比起那班名利俗物來更是一個活人。當然，所謂癖是真正著迷，全心全意，死活不顧。譬如巴爾扎克小說裡的于洛男爵，愛女色愛到財產名譽地位性命都可以不要，到頭來窮困潦倒，卻依然心滿意足，這才配稱好色，那些只揩油不肯作半點犧牲的偷香竊玉之輩是不夠格的。
四
一面徹悟人生的實質，一面滿懷生命的熱情，兩者的結合形成了袁中郎的人生觀。他自己把這種人生觀與儒家的諧世、道家的玩世、佛家的出世並列為四，稱作適世。若加比較，儒家是完全入世，佛家是完全出世，中郎的適世似與道家的玩世相接近，都在入世出世之間。區別在於，玩世是入世者的出世法，懷著生命的憂患意識逍遙世外，適世是出世者的入世法，懷著大化的超脫心境享受人生。用中郎自己的話說，他是想學"凡間仙，世中佛，無律度的孔子"。
明末知識份子學佛參禪成風，中郎是不以為然的。他"自知魔重"，"出則為湖魔，入則為詩魔，遇佳友則為談魔"，捨不得人生如許樂趣，絕不肯出世。況且人只要生命猶存，真正出世是不可能的。佛祖和達摩舍太子出家，中郎認為是沒有參透生死之理的表現。他批評道："當時便在家何妨，何必掉頭不顧，為此偏枯不可訓之事?似亦不圓之甚矣。"人活世上，如空中鳥跡，去留兩可，無須拘泥區區行藏的所在。若說出家是為了離生死，你總還帶著這個血肉之軀，仍是跳不出生死之網。若說已經看破生死，那就不必出家，在網中即可作自由跳躍。死是每種人生哲學不可回避的根本問題。中郎認為，儒道釋三家，至少就其門徒的行為看，對死都不甚了悟。儒生"以立言為不死，是故著書垂訓"，道士"以留形為不死，是故鍛金煉氣"，釋子"以寂滅為不死()，是故耽心禪觀"，他們都企求某種方式的不死。而事實上，"茫茫眾生，誰不有死，墮地之時，死案已立。"不死是不可能的。
那麼，依中郎之見，如何才算了悟生死呢?說來也簡單，就是要正視生之必死的事實，放下不死的幻想。他比較讚賞孔子的話："朝聞道，夕死可矣。"一個人只要明白了人生的道理，好好地活過一場，也就死而無憾了。既然死是必然的，何時死，緣何死，便完全不必在意。他曾患嘔血之病，擔心必死，便給自己講了這麼一個故事：有人在家裡藏一筆錢，怕賊偷走，整日提心吊膽，頻頻查看。有一天攜帶著遠行，回來發現，錢已不知丟失在途中何處了。自己總擔心死於嘔血，而其實遲早要生個什麼病死去，豈不和此人一樣可笑?這麼一想，就寬心了。
總之，依照自己的真性情痛快地活，又抱著宿命的態度坦然地死，這大約便是中郎的生死觀。
未免太簡單了一些!然而，還能怎麼樣呢?我自己不是一直試圖對死進行深入思考，而結論也僅是除了平靜接受，別無更好的法子?許多文人，對於人生問題作過無窮的探討，研究過各種複雜的理論，在兜了偌大圈子以後，往往回到一些十分平易質樸的道理上。對於這些道理，許多文化不高的村民野夫早已了然於胸。不過，倘真能這樣，也許就對了。羅近溪說："聖人者，常人而肯安心者也。"中郎贊"此語抉聖學之髓"，實不為過譽。我們都是有生有死的常人，倘若我們肯安心做這樣的常人，順乎天性之自然，坦然於生死，我們也就算得上是聖人了。只怕這個境界並不容易達到呢。
周國平：悲觀·執著·超脫
一
人的一生，思緒萬千。然而，真正讓人想一輩子，有時想得驚心動魄，有時不去想仍然牽腸掛肚，這樣的問題並不多。透底地說，人一輩子隻想一個問題，這個問題一視同仁無可回避地擺在每個人面前，令人困惑得足以想一輩子也未必想清楚。
回想起來，許多年裡糾纏著也連綴著我的思緒的動機始終未變，它催促我閱讀和思考，激勵我奮鬥和追求，又規勸我及時撤退，甘於淡泊。倘要用文字表達這個時隱時顯的動機，便是一個極簡單的命題：只有一個人生。
如果人能永遠活著或者活無數次，人生問題的景觀就會徹底改變，甚至根本不會有人生問題存在了。人生之所以成為一個問題，前提是生命的一次性和短暫性。不過，從只有一個人生這個前提，不同的人，不，同一個人可以引出不同的結論。也許，困惑正在於這些彼此矛盾的結論似乎都有道理。也許，智慧也正在於使這些彼此矛盾的結論達成辯證的和解。
二
無論是誰，當他初次意識到只有一個人生這個令人傷心的事實時，必定會產生一種幻滅感。生命的誘惑剛剛在地平線上出現，卻一眼看到了它的盡頭。一個人生太少了!心中湧動著如許欲望和夢幻，一個人生怎麼夠用?為什麼歷史上有好多帝國和王朝，宇宙間有無數星辰，而我卻只有一個人生?在帝國興衰、王朝更迭的歷史長河中，在星辰的運轉中，我的這個小小人生豈非等於零?它確實等於零，一旦結束，便不留一絲影蹤，與從未存在過有何區別?
捷克作家昆德拉筆下的一個主人公常常重複一句德國諺語，大意是："只活一次等於未嘗活過。"這句諺語非常簡練地把只有一個人生與人生虛無畫了等號。
近讀金聖歎批《西廂記》，這位獨特的評論家極其生動地描述了人生短暫使他感到的無可奈何的絕望。他在序言中寫道：自古迄今，"幾萬萬年月皆如水逝、雲卷、風馳、電掣，無不盡去，而至於今年今月而暫有我。此暫有之我，又未嘗不水逝、雲卷、風馳、電掣而疾去也。"我也曾想有作為，但這所作所為同樣會水逝、雲卷、風馳、電掣而盡去，於是我不想有作為了，只想消遣，批《西廂記》即是一消遣法。可是，"我誠無所欲為，則又何不疾作水逝、雲卷、風馳、電掣，頃刻盡去?"想到這裡，連消遣的心思也沒了，真是萬般無奈。
古往今來，詩哲們關於人生虛無的喟歎不絕於耳，無須在此多舉。悲觀主義的集大成當然要數佛教，歸結為一個"空"字。佛教的三項基本原則(三法印)無非是要我們由人生的短促("諸行無常")，看破人生的空幻("諸法無我")，從而自覺地放棄人生("涅寂靜")。
三
人要悲觀實在很容易，但要徹底悲觀卻也並不容易，只要看看佛教徒中難得有人生前涅，便足可證明。但凡不是悲觀到馬上自殺，求生的本能自會找出種種理由來和悲觀抗衡。事實上，從只有一個人生的前提，既可推論出人生了無價值，也可推論出人生彌足珍貴。物以稀為貴，我們在世上最覺稀少、最嫌不夠的東西便是這遲早要結束的生命。這惟一的一個人生是我們的全部所有，失去它我們便失去了一切，我們豈能不愛它，不執著於它呢?
誠然，和歷史、宇宙相比，一個人的生命似乎等於零。但是，雪萊說得好："同人生相比，帝國興衰、王朝更迭何足掛齒!同人生相比，日月星辰的運轉與歸宿又算得了什麼!"面對無邊無際的人生之愛，那把人生對照得極其渺小的無限時空，反倒退避三舍，不足為慮了。人生就是一個人的疆界，最要緊的是負起自己的責任，管好這個疆界，而不是越過它無謂地悲歎天地之悠悠。
古往今來，儘管人生虛無的悲論如縷不絕，可是勸人執著人生愛惜光陰的教誨更是諄諄在耳。兩相比較，執著當然比悲觀明智得多。悲觀主義是一條絕路，冥思苦想人生的虛無，想一輩子也還是那麼一回事，絕不會有柳暗花明的一天，反而窒息了生命的樂趣。不如把這個虛無放到括弧裡，集中精力做好人生的正面文章。既然只有一個人生，世人心目中值得嚮往的東西，無論成功還是幸福，今生得不到，就永無得到的希望了，何不以緊迫的心情和執著的努力，把這一切追求到手再說?
四
可是，一味執著也和一味悲觀一樣，同智慧相去甚遠。悲觀的危險是對人生持厭棄的態度，執著的危險則是對人生持佔有的態度。
所謂對人生持佔有的態度，倒未必專指那種惟利是圖、貪得無厭的行徑。弗羅姆在《佔有或存在》一書中具體入微地剖析了佔有的人生態度，它體現在學習、閱讀、交談、回憶、信仰、愛情等一切日常生活經驗中。據我的理解，凡是過於看重人生的成敗、榮辱、福禍、得失，視成功和幸福為人生第一要義和至高目標者，即可歸入此列。因為這樣做實質上就是把人生看成了一種佔有物，必欲向之獲取最大效益而後快。
但人生是佔有不了的。毋寧說，它是僥倖落到我們手上的一件暫時的禮物，我們遲早要把它交還。我們寧願懷著從容閒適的心情玩味它，而不要讓過分急切的追求和得失之患佔有了我們，使我們不再有玩味的心情。在人生中還有比成功和幸福更重要的東西，那就是淩駕於一切成敗福禍之上的豁達胸懷。在終極的意義上，人世間的成功和失敗，幸福和災難，都只是過眼雲煙，彼此並無實質的區別。當我們這樣想時，我們和我們的身外遭遇保持了一個距離，反而和我們的真實人生貼得更緊了，這真實人生就是-種既包容又超越身外遭遇的豐富的人生閱歷和體驗。
我們不妨眷戀生命，執著人生，但同時也要像蒙田說的那樣，收拾好行裝，隨時準備和人生告別。入世再深，也不忘它的限度。這樣一種執著有悲觀墊底，就不會走向貪婪。有悲觀墊底的執著，實際上是一種超脫。
五
我相信一切深刻的靈魂都蘊()藏著悲觀。換句話說，悲觀自有其深刻之處。死是多麼重大的人生事件，竟然不去想它，這只能用怯懦或糊塗來解釋。用貝多芬的話說："不知道死的人真是可憐蟲!"
當然，我們可以補充一句："只知道死的人也是可憐蟲!"真正深刻的靈魂決不會沉溺於悲觀。悲觀本源於愛，為了愛又竭力與悲觀抗爭，反倒有了超乎常人的創造，貝多芬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不過，深刻更在於，無論獲得多大成功，也消除不了內心蘊藏的悲觀，因而終能以超脫的眼光看待這成功。如果一種悲觀可以輕易被外在的成功打消，我敢斷定那不是悲觀，而只是膚淺的煩惱。
超脫是悲觀和執著兩者激烈衝突的結果，又是兩者的和解。前面提到金聖歎因批"西廂"而引發了一段人生悲歎，但他沒有止於此，否則我們今天就不會讀到他批的"西廂"了。他太愛"西廂"，非批不可，欲罷不能。所以，他接著筆鋒一轉，寫道：既然天地只是偶然生我，那麼，"未生已前非我也。既去已後又非我也。然則今雖猶尚暫在，實非我也。"於是，"以非我者之日月，誤而任我之唐突可也；以非我者之才情，誤而供我之揮霍可也。"總之，我可以讓那個非我者去批"西廂"而供我作消遣了。他的這個思路，巧妙地顯示了悲觀和執著在超脫中達成的和解。我心中有悲觀，也有執著。我愈執著，就愈悲觀，愈悲觀，就愈無法執著，陷入了二律背反。我乾脆把自己分裂為二，看透那個執著的我是非我，任他去執著。執著沒有悲觀牽肘，便可放手執著。悲觀揚棄執著，也就成了超脫。不僅把財產、權力、名聲之類看作身外之物，而且把這個終有-死的"我"也看作身外之物，如此才有真正的超脫。
由於只有一個人生，頹廢者因此把它看作零，墮入悲觀的深淵。執迷者又因此把它看作全，激起佔有的熱望。兩者均未得智慧的真髓。智慧是在兩者之間，確切地說，是包容了兩者又超乎兩者之上。人生既是零，又是全，是零和全的統一。用全否定零，以反抗虛無，又用零否定全，以約束貪欲，智慧仿走著這螺旋形的路。不過，這只是一種簡化的描述。事實上，在一個熱愛人生而又洞察人生的真相的人心中，悲觀、執著、超脫三種因素始終都存在著，沒有一種會完全消失，智慧就存在於它們此消彼長的動態平衡之中。我不相信世上有一勞永逸徹悟人生的"無上覺者"，如果有，他也業已涅成佛，不再屬於這個活人的世界了。
珠翠委地，皓魄入帳，花影流衣，二快活也。篋中藏萬卷書，書皆珍異。宅畔置一館，館中約真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識見極高，如司馬遷、羅貫中、關漢卿者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書，遠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買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數人，遊閑數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將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資田產蕩盡矣。然後一身狼狽，朝不謀夕，托缽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盤，往來鄉親，恬不知恥，五快活也。"前四種快活，氣象已屬不凡，誰知他筆鋒一轉，說享盡人生快樂以後，一敗塗地，淪為乞丐，又是一種快活!中郎文中多這類飛來之筆，出其不意，又順理成章。世人常把善終視作幸福的標誌，其實經不起推敲。若從人生終結看，善不善終都是死，都無幸福可言。若從人生過程看，一個人只要痛快淋漓地生活過，不管善不善終，都稱得上幸福了。對於一個洋溢著生命熱情的人來說，幸福就在於最大限度地窮盡人生的各種可能性，其中也包括困境和逆境。極而言之，樂極生悲不足悲，最可悲的是從來不曾樂過，一輩子穩穩當當，也平平淡淡，那才是白活了一場。
中郎自己是個充滿生命熱情的人，他做什麼事都興致勃勃，好像不要命似的。愛山水，便說落雁峰"可值百死"。愛朋友，便歎"以友為性命"。他知道"世上稀有事，未有不以死得者"，值得要死要活一番。讀書讀到會心處，便"燈影下讀複叫，叫複讀，僮僕睡者皆驚起"，真是忘乎所以。他愛女人，坦陳有"青娥之癖"。他甚至發起懶來也上癮，名之"懶癖"。
關於癖，他說過一句極中肯的話："餘觀世上語言無味面目可憎之人，皆無癖之人耳。若真有所癖，將沉湎酣溺，性命死生以之，何暇及錢奴宦賈之事。"有癖之人，哪怕有的是怪癖惡癖，終歸還保留著一種自己的真興趣真熱情，比起那班名利俗物來更是一個活人。當然，所謂癖是真正著迷，全心全意，死活不顧。譬如巴爾扎克小說裡的于洛男爵，愛女色愛到財產名譽地位性命都可以不要，到頭來窮困潦倒，卻依然心滿意足，這才配稱好色，那些只揩油不肯作半點犧牲的偷香竊玉之輩是不夠格的。
四
一面徹悟人生的實質，一面滿懷生命的熱情，兩者的結合形成了袁中郎的人生觀。他自己把這種人生觀與儒家的諧世、道家的玩世、佛家的出世並列為四，稱作適世。若加比較，儒家是完全入世，佛家是完全出世，中郎的適世似與道家的玩世相接近，都在入世出世之間。區別在於，玩世是入世者的出世法，懷著生命的憂患意識逍遙世外，適世是出世者的入世法，懷著大化的超脫心境享受人生。用中郎自己的話說，他是想學"凡間仙，世中佛，無律度的孔子"。
明末知識份子學佛參禪成風，中郎是不以為然的。他"自知魔重"，"出則為湖魔，入則為詩魔，遇佳友則為談魔"，捨不得人生如許樂趣，絕不肯出世。況且人只要生命猶存，真正出世是不可能的。佛祖和達摩舍太子出家，中郎認為是沒有參透生死之理的表現。他批評道："當時便在家何妨，何必掉頭不顧，為此偏枯不可訓之事?似亦不圓之甚矣。"人活世上，如空中鳥跡，去留兩可，無須拘泥區區行藏的所在。若說出家是為了離生死，你總還帶著這個血肉之軀，仍是跳不出生死之網。若說已經看破生死，那就不必出家，在網中即可作自由跳躍。死是每種人生哲學不可回避的根本問題。中郎認為，儒道釋三家，至少就其門徒的行為看，對死都不甚了悟。儒生"以立言為不死，是故著書垂訓"，道士"以留形為不死，是故鍛金煉氣"，釋子"以寂滅為不死()，是故耽心禪觀"，他們都企求某種方式的不死。而事實上，"茫茫眾生，誰不有死，墮地之時，死案已立。"不死是不可能的。
那麼，依中郎之見，如何才算了悟生死呢?說來也簡單，就是要正視生之必死的事實，放下不死的幻想。他比較讚賞孔子的話："朝聞道，夕死可矣。"一個人只要明白了人生的道理，好好地活過一場，也就死而無憾了。既然死是必然的，何時死，緣何死，便完全不必在意。他曾患嘔血之病，擔心必死，便給自己講了這麼一個故事：有人在家裡藏一筆錢，怕賊偷走，整日提心吊膽，頻頻查看。有一天攜帶著遠行，回來發現，錢已不知丟失在途中何處了。自己總擔心死於嘔血，而其實遲早要生個什麼病死去，豈不和此人一樣可笑?這麼一想，就寬心了。
總之，依照自己的真性情痛快地活，又抱著宿命的態度坦然地死，這大約便是中郎的生死觀。
未免太簡單了一些!然而，還能怎麼樣呢?我自己不是一直試圖對死進行深入思考，而結論也僅是除了平靜接受，別無更好的法子?許多文人，對於人生問題作過無窮的探討，研究過各種複雜的理論，在兜了偌大圈子以後，往往回到一些十分平易質樸的道理上。對於這些道理，許多文化不高的村民野夫早已了然於胸。不過，倘真能這樣，也許就對了。羅近溪說："聖人者，常人而肯安心者也。"中郎贊"此語抉聖學之髓"，實不為過譽。我們都是有生有死的常人，倘若我們肯安心做這樣的常人，順乎天性之自然，坦然於生死，我們也就算得上是聖人了。只怕這個境界並不容易達到呢。
周國平：悲觀·執著·超脫
一
人的一生，思緒萬千。然而，真正讓人想一輩子，有時想得驚心動魄，有時不去想仍然牽腸掛肚，這樣的問題並不多。透底地說，人一輩子隻想一個問題，這個問題一視同仁無可回避地擺在每個人面前，令人困惑得足以想一輩子也未必想清楚。
回想起來，許多年裡糾纏著也連綴著我的思緒的動機始終未變，它催促我閱讀和思考，激勵我奮鬥和追求，又規勸我及時撤退，甘於淡泊。倘要用文字表達這個時隱時顯的動機，便是一個極簡單的命題：只有一個人生。
如果人能永遠活著或者活無數次，人生問題的景觀就會徹底改變，甚至根本不會有人生問題存在了。人生之所以成為一個問題，前提是生命的一次性和短暫性。不過，從只有一個人生這個前提，不同的人，不，同一個人可以引出不同的結論。也許，困惑正在於這些彼此矛盾的結論似乎都有道理。也許，智慧也正在於使這些彼此矛盾的結論達成辯證的和解。
二
無論是誰，當他初次意識到只有一個人生這個令人傷心的事實時，必定會產生一種幻滅感。生命的誘惑剛剛在地平線上出現，卻一眼看到了它的盡頭。一個人生太少了!心中湧動著如許欲望和夢幻，一個人生怎麼夠用?為什麼歷史上有好多帝國和王朝，宇宙間有無數星辰，而我卻只有一個人生?在帝國興衰、王朝更迭的歷史長河中，在星辰的運轉中，我的這個小小人生豈非等於零?它確實等於零，一旦結束，便不留一絲影蹤，與從未存在過有何區別?
捷克作家昆德拉筆下的一個主人公常常重複一句德國諺語，大意是："只活一次等於未嘗活過。"這句諺語非常簡練地把只有一個人生與人生虛無畫了等號。
近讀金聖歎批《西廂記》，這位獨特的評論家極其生動地描述了人生短暫使他感到的無可奈何的絕望。他在序言中寫道：自古迄今，"幾萬萬年月皆如水逝、雲卷、風馳、電掣，無不盡去，而至於今年今月而暫有我。此暫有之我，又未嘗不水逝、雲卷、風馳、電掣而疾去也。"我也曾想有作為，但這所作所為同樣會水逝、雲卷、風馳、電掣而盡去，於是我不想有作為了，只想消遣，批《西廂記》即是一消遣法。可是，"我誠無所欲為，則又何不疾作水逝、雲卷、風馳、電掣，頃刻盡去?"想到這裡，連消遣的心思也沒了，真是萬般無奈。
古往今來，詩哲們關於人生虛無的喟歎不絕於耳，無須在此多舉。悲觀主義的集大成當然要數佛教，歸結為一個"空"字。佛教的三項基本原則(三法印)無非是要我們由人生的短促("諸行無常")，看破人生的空幻("諸法無我")，從而自覺地放棄人生("涅寂靜")。
三
人要悲觀實在很容易，但要徹底悲觀卻也並不容易，只要看看佛教徒中難得有人生前涅，便足可證明。但凡不是悲觀到馬上自殺，求生的本能自會找出種種理由來和悲觀抗衡。事實上，從只有一個人生的前提，既可推論出人生了無價值，也可推論出人生彌足珍貴。物以稀為貴，我們在世上最覺稀少、最嫌不夠的東西便是這遲早要結束的生命。這惟一的一個人生是我們的全部所有，失去它我們便失去了一切，我們豈能不愛它，不執著於它呢?
誠然，和歷史、宇宙相比，一個人的生命似乎等於零。但是，雪萊說得好："同人生相比，帝國興衰、王朝更迭何足掛齒!同人生相比，日月星辰的運轉與歸宿又算得了什麼!"面對無邊無際的人生之愛，那把人生對照得極其渺小的無限時空，反倒退避三舍，不足為慮了。人生就是一個人的疆界，最要緊的是負起自己的責任，管好這個疆界，而不是越過它無謂地悲歎天地之悠悠。
古往今來，儘管人生虛無的悲論如縷不絕，可是勸人執著人生愛惜光陰的教誨更是諄諄在耳。兩相比較，執著當然比悲觀明智得多。悲觀主義是一條絕路，冥思苦想人生的虛無，想一輩子也還是那麼一回事，絕不會有柳暗花明的一天，反而窒息了生命的樂趣。不如把這個虛無放到括弧裡，集中精力做好人生的正面文章。既然只有一個人生，世人心目中值得嚮往的東西，無論成功還是幸福，今生得不到，就永無得到的希望了，何不以緊迫的心情和執著的努力，把這一切追求到手再說?
四
可是，一味執著也和一味悲觀一樣，同智慧相去甚遠。悲觀的危險是對人生持厭棄的態度，執著的危險則是對人生持佔有的態度。
所謂對人生持佔有的態度，倒未必專指那種惟利是圖、貪得無厭的行徑。弗羅姆在《佔有或存在》一書中具體入微地剖析了佔有的人生態度，它體現在學習、閱讀、交談、回憶、信仰、愛情等一切日常生活經驗中。據我的理解，凡是過於看重人生的成敗、榮辱、福禍、得失，視成功和幸福為人生第一要義和至高目標者，即可歸入此列。因為這樣做實質上就是把人生看成了一種佔有物，必欲向之獲取最大效益而後快。
但人生是佔有不了的。毋寧說，它是僥倖落到我們手上的一件暫時的禮物，我們遲早要把它交還。我們寧願懷著從容閒適的心情玩味它，而不要讓過分急切的追求和得失之患佔有了我們，使我們不再有玩味的心情。在人生中還有比成功和幸福更重要的東西，那就是淩駕於一切成敗福禍之上的豁達胸懷。在終極的意義上，人世間的成功和失敗，幸福和災難，都只是過眼雲煙，彼此並無實質的區別。當我們這樣想時，我們和我們的身外遭遇保持了一個距離，反而和我們的真實人生貼得更緊了，這真實人生就是-種既包容又超越身外遭遇的豐富的人生閱歷和體驗。
我們不妨眷戀生命，執著人生，但同時也要像蒙田說的那樣，收拾好行裝，隨時準備和人生告別。入世再深，也不忘它的限度。這樣一種執著有悲觀墊底，就不會走向貪婪。有悲觀墊底的執著，實際上是一種超脫。
五
我相信一切深刻的靈魂都蘊()藏著悲觀。換句話說，悲觀自有其深刻之處。死是多麼重大的人生事件，竟然不去想它，這只能用怯懦或糊塗來解釋。用貝多芬的話說："不知道死的人真是可憐蟲!"
當然，我們可以補充一句："只知道死的人也是可憐蟲!"真正深刻的靈魂決不會沉溺於悲觀。悲觀本源於愛，為了愛又竭力與悲觀抗爭，反倒有了超乎常人的創造，貝多芬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不過，深刻更在於，無論獲得多大成功，也消除不了內心蘊藏的悲觀，因而終能以超脫的眼光看待這成功。如果一種悲觀可以輕易被外在的成功打消，我敢斷定那不是悲觀，而只是膚淺的煩惱。
超脫是悲觀和執著兩者激烈衝突的結果，又是兩者的和解。前面提到金聖歎因批"西廂"而引發了一段人生悲歎，但他沒有止於此，否則我們今天就不會讀到他批的"西廂"了。他太愛"西廂"，非批不可，欲罷不能。所以，他接著筆鋒一轉，寫道：既然天地只是偶然生我，那麼，"未生已前非我也。既去已後又非我也。然則今雖猶尚暫在，實非我也。"於是，"以非我者之日月，誤而任我之唐突可也；以非我者之才情，誤而供我之揮霍可也。"總之，我可以讓那個非我者去批"西廂"而供我作消遣了。他的這個思路，巧妙地顯示了悲觀和執著在超脫中達成的和解。我心中有悲觀，也有執著。我愈執著，就愈悲觀，愈悲觀，就愈無法執著，陷入了二律背反。我乾脆把自己分裂為二，看透那個執著的我是非我，任他去執著。執著沒有悲觀牽肘，便可放手執著。悲觀揚棄執著，也就成了超脫。不僅把財產、權力、名聲之類看作身外之物，而且把這個終有-死的"我"也看作身外之物，如此才有真正的超脫。
由於只有一個人生，頹廢者因此把它看作零，墮入悲觀的深淵。執迷者又因此把它看作全，激起佔有的熱望。兩者均未得智慧的真髓。智慧是在兩者之間，確切地說，是包容了兩者又超乎兩者之上。人生既是零，又是全，是零和全的統一。用全否定零，以反抗虛無，又用零否定全，以約束貪欲，智慧仿走著這螺旋形的路。不過，這只是一種簡化的描述。事實上，在一個熱愛人生而又洞察人生的真相的人心中，悲觀、執著、超脫三種因素始終都存在著，沒有一種會完全消失，智慧就存在於它們此消彼長的動態平衡之中。我不相信世上有一勞永逸徹悟人生的"無上覺者"，如果有，他也業已涅成佛，不再屬於這個活人的世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