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桃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
之子於歸，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
之子於歸，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
之子於歸，宜其家人。
注釋：
1、夭夭：桃樹含苞欲放的樣子。
2、灼灼：花開鮮明的樣子。華：花。
3、之子：指出嫁的姑娘。歸：女子出嫁。
4、宜：和順，和善。室家：指夫婦。
5、焚：果實很多的樣子。
6、榛榛：樹葉茂盛的樣子。
譯文：
桃樹含苞滿枝頭，花開燦爛如紅霞。
姑娘就要出嫁了，夫妻和睦是一家。
桃樹含苞滿枝頭，果實累累墜樹丫。
姑娘就要出嫁了，夫妻和睦是一家。
桃樹含苞滿枝頭，桃葉茂密色蔥綠。
姑娘就要出嫁了，夫妻和睦是一家。
賞析：
一首簡單樸實的歌，唱出了女子出嫁時對婚姻生活的希望和憧憬，用桃樹的枝葉茂盛、果實累累來比喻婚姻生活的幸福美滿。歌中沒有濃墨重彩，沒有誇張鋪墊，平平淡淡，就像我們現在熟悉的、誰都能唱的《一封家書》、《同桌的你》、《小芳》一類的歌。 魅力恰恰就在這裡。
它符合天地間一個基本的啟發：簡單的就是好的。
正如女子化妝，粉黛輕施的淡妝總有無窮的神韻，沒有的地方總覺得有，有的地方總覺得沒有。濃妝豔抹，厚粉濃膏，不僅豔俗，而且拒人於千里之外，讓人疑心厚重的脂粉底下有多少真實的貨色，或許卸下妝來是半老徐娘一個或滿臉雀斑。
簡單是質樸，是真實，是實在，是親切，是縈繞心間不能忘卻的情思。
簡單質樸既是人生的一種境界，也是藝術的一種境界，並且是至高的境界。
詩經：兔罝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
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肅肅兔罝，施於中逵。
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
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注釋：
1、肅肅：嚴密的樣子。兔：兔子。罝：捕獸的網。
2、椓：敲。丁丁：象聲詞。
3、干城：本指起防禦作用的盾牌、城郭，比喻保衛者。
4、施：設置，與《葛覃》同。中：語助詞。逵：四通八達之道。泛指大道。
5、仇：同“逑”。
譯文：
布下張張獵網，敲擊木樁丁丁作響。
這些雄赳赳的武士啊，是公侯的盾牌與城牆。
布下張張獵網，在那寬闊的大路兩旁。
這些雄赳赳的武士啊，是公侯夢寐以求的勇將。
布下張張獵網，
這些雄赳赳的武士啊，是公侯的親信腹心！
賞析：
將打樁設網的狩獵者，與扞衛公侯的甲士聯繫起來，似乎也太突兀了些。但在先秦時代，狩獵本就是習練行軍佈陣、指揮作戰的“武事”之一。《周禮-大司馬》曰：“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陣），如戰之陳，辨鼓鐸鐲鐃之用，……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打獵）。”其他如“中夏”、“中秋”、“中冬”，亦各有“教茇舍（野外駐營）”、“教治兵”、“教大閱（檢閱軍隊的綜合訓練）”的練兵活動，並與打獵結合在一起進行。按孔子的解釋就是：“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兵者凶事，不可空設，因蒐狩（打獵）而習之。”打獵既為武事，則讚美公侯的衛士，偏從打樁設網的狩獵“興起”，也正在情理之中了。
現在，一場緊張的狩獵就將開始。從首章的“肅肅兔罝，椓之丁丁”，到二章、三章的“施於中逵”、“施于中林”，雖皆為“興語”，其實亦兼有直賦其事的描摹之意。“兔”解為“兔子”自無不可，但指為“老虎”似更恰當。“周南”江漢之間，本就有呼虎為“於菟”的習慣。那麼，這場狩獵所要獵獲的物件。就該是嘯聲震穀的斑斕猛虎了！正因為如此，獵手們所布的“兔置”，結紮得格外緊密，埋下的網樁，也敲打得愈加牢固。“肅肅”，既有形容布網緊密之義，但從出沒“中逵”、“中林”的眾多狩獵戰士說，不也同時表現著這支隊伍的“軍容整肅”之貌“丁丁”摹寫敲擊網“椓”的音響，從路口、從密林四處交匯，今你感覺到它們是那樣恢宏，有力。而在這恢宏有力的敲擊聲中，不又同時展示著狩獵者振臂舉錘的孔武身影。
從詩中所詠看，狩獵戰士圍驅虎豹的關鍵場景還沒有展開，就突然跳向了對“赳赳武夫”的熱烈讚美。但被跳過的狩獵場景，其實是可由讀者的豐富想像來補足的。《鄭風-大叔予田》就曾描摹過“火烈具舉，襢裼暴虎（袒胸手搏猛虎）”的驚險場面，以及“叔善射忌，又良禦（車）忌，抑磬控忌（忽而勒馬），抑縱送忌（忽而縱馳）”的追獵猛獸情景。這些，都可在本詩興語的中斷處，或熱烈讚語的字行間想見。而且由獵手跳向“武夫”，由“兔罝”跳向“干城”，又同時在狩獵虎豹和沙場殺敵之間，實現了刹那間的時空大轉換：這些在平時狩獵中搏虎驅豹的健兒，一旦出現在扞衛國家的疆場之上，又將怎樣在車轂交錯、箭矢紛墜之際，
詩寫得很自豪。在三章相疊的詠唱之中，這種自豪也因了“干城”、“好仇”以至“腹心”的層層推進，而增添了一種神采飛揚的誇耀意味。這對那些“公侯”來說，有這麼一些孔武有力之士為其賣命，當然是值得自矜的。但對於“春秋無義戰”的那個時代來說，甘將一身武藝，售予公侯之家，而以充當他們的“腹心”為榮，就很難說是一件幸事了。《詩經》“國風”中另一些為離鄉背井、久役不歸或喪身異域，而咽泣、哀號和歌哭的詩作，也許更能透露：在這種誇耀背後，還掩蓋著怎樣一種廣大無際的悲哀。
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覺得《毛詩序》、朱熹《詩集傳》以為詩的主旨是講“後妃之化”、“（周）文王德化之盛”，實在令人感到穿鑿牽強，而歐陽修《詩本義》、方玉潤《詩經原始》所持的“美武夫忠勇說”、“詠武夫田獵說”差為近之。
《古詩十九首·生年不滿百》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
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
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
愚者愛惜費，但為後世嗤。
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
注釋：
1、“秉”，執也。“秉燭遊”，猶言作長夜之遊。
2、來茲，因為草生一年一次，所以訓“茲”為“年”，這是引申義。“來茲”，就是“來年”。
3、費：費用，指錢財。
4、嗤：輕蔑的笑。
5、“王子喬”，古代傳說中著名的仙人之一。“期”，待也，指成仙之事不是一般人所能期待。
譯文：
一個人活在世上通常不滿百歲，心中卻老是記掛著千萬年後的憂愁，這是何苦呢？
既然老是埋怨白天是如此短暫，黑夜是如此漫長，那麼何不拿著燭火，日夜不停地歡樂遊玩呢？
人生應當及時行樂才對啊！何必總要等到來年呢？
整天汲汲無歡的人，只想為子孫積攢財富的人，就顯得格外愚蠢了，不肖子孫也只會嗤笑祖先的不會享福呢！
像王子喬那樣成仙的人，恐怕難以再等到吧！
賞析：
人生價值的懷疑，似乎常是因了生活的苦悶。在苦悶中看人生，許多傳統的觀念，都會在懷疑的目光中轟然倒塌。這首詩集以鬆快的曠達之語，給世間的兩類追求者，兜頭澆了一桶冷水。
首先是對吝嗇聚財的“惜費”者的嘲諷，它幾乎占了全詩的主要篇幅。這類人正如《詩經·唐風》“山有樞”一詩所譏刺的：“子有衣裳，弗曳弗婁（穿裹著）；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只管苦苦地聚斂財貨，就不知道及時享受。他們所憂慮的，無非是子孫後代的生計。這在詩人看來，簡直愚蠢可笑：“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縱然人能活上百年，也只能為子孫懷憂百歲，這是連小孩都明白的常識；何況還未必活得了百年，偏偏想憂及“千歲”，真是愚不可及。開篇落筆，以“百年”、“千年”的荒謬對接，揭示那些活得吝嗇的“惜費”者的可笑情態，真是妙不可言。接著兩句更奇：“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遊”者，放情遊樂也。把生命的白晝，盡數沉浸在放情遊樂之中，已夠聳人聽聞的了，詩人卻還“苦”於白晝太“短”，竟異想天開，勸人把夜晚的臥息時間，也都用來行樂，真虧他想得出來。夜晚黑燈瞎火，就怕敗了遊興。詩人卻早備良策：那就乾脆手持燭火而遊！——把放情行樂之思，表述得如此赤裸而大言不慚，這不僅在漢代詩壇上，就是在整個古代詩歌史上，恐怕都算得上驚世駭俗之音了。至於那些孜孜追索于藏金窯銀的守財奴，聽了更要瞠目咋舌。這些是被後世詩論家歎為“奇情奇想，筆勢崢嶸”的開篇四句（方東樹《昭昧詹言》）。它們一反一正，把終生憂慮與放情遊樂的人生態度，鮮明地對立起來。
詩人似乎早就料到，鼓吹這樣的放蕩之思，必會遭到世俗的非議。也並非不想享受，只是他們常抱著“苦盡甘來”的哲學，把人生有限的享樂，推延到遙遠的未來。詩人則斷然否定這種哲學：想要行樂就得“及時”，不能總等待來年。詩中沒有說為何不能等待來年。其弦外之音，卻讓《古詩十九首》的另一首點著了：“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誰也不知道“來茲”不會有個三長兩短，突然成了“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的“陳死人”（《古詩十九首·驅車上東門》）。那時再思享樂，已經晚了。這就是在詩人世間“及時”行樂的曠達之語後面，所包含著的許多人生的痛苦體驗。從這一點看，“惜費”者的終日汲汲無歡，只想著為子孫攢點財物，便顯得格外愚蠢了。因為他們生時的“惜費”，無非養育了一批遊手好閒的子孫。當這些不肖子孫揮霍無度之際，不可能會感激祖上的積德。也許他們倒會在背底裡，嗤笑祖先的不會享福。“愚者愛惜費，但為後世嗤”二句，正如方廷珪所說：“直以一杯冷水，澆財奴之背”（《文選集成》）。其嘲諷辭氣之尖刻，確有對愚者的“喚醒醉夢”之力。
全詩抒寫至此，筆鋒始終還都針對著“惜費”者。只是到了結尾，才突然“倒卷反掉”，指向了人世的另一類追求：仰慕成仙者。對於神仙的企羨，從秦始皇到漢武帝，都幹過許多蠢事。就是漢代的平民，也津津樂道于王子喬被神秘道士接上嵩山、終於乘鶴成仙的傳說。在漢樂府中，因此留下了“王子喬，參駕白鹿雲中遨。下游來，王子喬”的熱切呼喚。但這種得遇神仙的期待，到了苦悶的漢末，也終於被發現只是一場空夢（見《古詩十九首·驅車上東門》：“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所以，對於那些還在做著這類“成仙”夢的人，詩人便無須多費筆墨，只是借著嘲諷“惜費”者的餘勢，順手一擊，便就收束：“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這結語在全詩似乎逸出了主旨，一下子岔到了“仙人”身上，但詩人之本意，其實還在“喚醒”那些“惜費”者，即朱筠《古詩十九首說》指出的：“仙不可學，愈知愚費之不可惜矣”。()只輕輕一擊，即使慕仙者為之頸涼，又照應了前文“為樂當及時”之意：收結也依然是曠達而巧妙的。
這樣一首以放浪之語抒寫“及時行樂”的奇思奇情之作，似乎確可將許多人們的人生迷夢“喚醒”；有些研究者因此將這類詩作，視為漢代“人性覺醒”的標誌。但仔細想來，“常懷千歲憂”的“惜費”者固然愚蠢；但要說人生的價值就在於及時滿足一已的縱情享樂，恐怕也未必是一種清醒的人生態度。實際上，這種態度，大抵是對於漢末社會動盪不安、人命危淺的苦悶生活的無力抗議。從毫無出路的下層人來說，又不過是從許多迷夢（諸如“功業”、“名利”之類）中醒來後，所做的又一個迷夢而已——他們不可能真能過上“被服紈與素”、“何不秉燭遊”的享樂生活。所以，與其說這類詩表現了“人性之覺醒”，不如說是以曠達狂放之思，表現了人生毫無出路的痛苦。只要看一看文人稍有出路的建安時代，這種及時行樂的吟歎，很快又為憫傷民生疾苦、及時建功立業的慷慨之音所取代，就可以明白這一點。
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覺得《毛詩序》、朱熹《詩集傳》以為詩的主旨是講“後妃之化”、“（周）文王德化之盛”，實在令人感到穿鑿牽強，而歐陽修《詩本義》、方玉潤《詩經原始》所持的“美武夫忠勇說”、“詠武夫田獵說”差為近之。
《古詩十九首·生年不滿百》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
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
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
愚者愛惜費，但為後世嗤。
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
注釋：
1、“秉”，執也。“秉燭遊”，猶言作長夜之遊。
2、來茲，因為草生一年一次，所以訓“茲”為“年”，這是引申義。“來茲”，就是“來年”。
3、費：費用，指錢財。
4、嗤：輕蔑的笑。
5、“王子喬”，古代傳說中著名的仙人之一。“期”，待也，指成仙之事不是一般人所能期待。
譯文：
一個人活在世上通常不滿百歲，心中卻老是記掛著千萬年後的憂愁，這是何苦呢？
既然老是埋怨白天是如此短暫，黑夜是如此漫長，那麼何不拿著燭火，日夜不停地歡樂遊玩呢？
人生應當及時行樂才對啊！何必總要等到來年呢？
整天汲汲無歡的人，只想為子孫積攢財富的人，就顯得格外愚蠢了，不肖子孫也只會嗤笑祖先的不會享福呢！
像王子喬那樣成仙的人，恐怕難以再等到吧！
賞析：
人生價值的懷疑，似乎常是因了生活的苦悶。在苦悶中看人生，許多傳統的觀念，都會在懷疑的目光中轟然倒塌。這首詩集以鬆快的曠達之語，給世間的兩類追求者，兜頭澆了一桶冷水。
首先是對吝嗇聚財的“惜費”者的嘲諷，它幾乎占了全詩的主要篇幅。這類人正如《詩經·唐風》“山有樞”一詩所譏刺的：“子有衣裳，弗曳弗婁（穿裹著）；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只管苦苦地聚斂財貨，就不知道及時享受。他們所憂慮的，無非是子孫後代的生計。這在詩人看來，簡直愚蠢可笑：“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縱然人能活上百年，也只能為子孫懷憂百歲，這是連小孩都明白的常識；何況還未必活得了百年，偏偏想憂及“千歲”，真是愚不可及。開篇落筆，以“百年”、“千年”的荒謬對接，揭示那些活得吝嗇的“惜費”者的可笑情態，真是妙不可言。接著兩句更奇：“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遊”者，放情遊樂也。把生命的白晝，盡數沉浸在放情遊樂之中，已夠聳人聽聞的了，詩人卻還“苦”於白晝太“短”，竟異想天開，勸人把夜晚的臥息時間，也都用來行樂，真虧他想得出來。夜晚黑燈瞎火，就怕敗了遊興。詩人卻早備良策：那就乾脆手持燭火而遊！——把放情行樂之思，表述得如此赤裸而大言不慚，這不僅在漢代詩壇上，就是在整個古代詩歌史上，恐怕都算得上驚世駭俗之音了。至於那些孜孜追索于藏金窯銀的守財奴，聽了更要瞠目咋舌。這些是被後世詩論家歎為“奇情奇想，筆勢崢嶸”的開篇四句（方東樹《昭昧詹言》）。它們一反一正，把終生憂慮與放情遊樂的人生態度，鮮明地對立起來。
詩人似乎早就料到，鼓吹這樣的放蕩之思，必會遭到世俗的非議。也並非不想享受，只是他們常抱著“苦盡甘來”的哲學，把人生有限的享樂，推延到遙遠的未來。詩人則斷然否定這種哲學：想要行樂就得“及時”，不能總等待來年。詩中沒有說為何不能等待來年。其弦外之音，卻讓《古詩十九首》的另一首點著了：“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誰也不知道“來茲”不會有個三長兩短，突然成了“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的“陳死人”（《古詩十九首·驅車上東門》）。那時再思享樂，已經晚了。這就是在詩人世間“及時”行樂的曠達之語後面，所包含著的許多人生的痛苦體驗。從這一點看，“惜費”者的終日汲汲無歡，只想著為子孫攢點財物，便顯得格外愚蠢了。因為他們生時的“惜費”，無非養育了一批遊手好閒的子孫。當這些不肖子孫揮霍無度之際，不可能會感激祖上的積德。也許他們倒會在背底裡，嗤笑祖先的不會享福。“愚者愛惜費，但為後世嗤”二句，正如方廷珪所說：“直以一杯冷水，澆財奴之背”（《文選集成》）。其嘲諷辭氣之尖刻，確有對愚者的“喚醒醉夢”之力。
全詩抒寫至此，筆鋒始終還都針對著“惜費”者。只是到了結尾，才突然“倒卷反掉”，指向了人世的另一類追求：仰慕成仙者。對於神仙的企羨，從秦始皇到漢武帝，都幹過許多蠢事。就是漢代的平民，也津津樂道于王子喬被神秘道士接上嵩山、終於乘鶴成仙的傳說。在漢樂府中，因此留下了“王子喬，參駕白鹿雲中遨。下游來，王子喬”的熱切呼喚。但這種得遇神仙的期待，到了苦悶的漢末，也終於被發現只是一場空夢（見《古詩十九首·驅車上東門》：“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所以，對於那些還在做著這類“成仙”夢的人，詩人便無須多費筆墨，只是借著嘲諷“惜費”者的餘勢，順手一擊，便就收束：“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這結語在全詩似乎逸出了主旨，一下子岔到了“仙人”身上，但詩人之本意，其實還在“喚醒”那些“惜費”者，即朱筠《古詩十九首說》指出的：“仙不可學，愈知愚費之不可惜矣”。()只輕輕一擊，即使慕仙者為之頸涼，又照應了前文“為樂當及時”之意：收結也依然是曠達而巧妙的。
這樣一首以放浪之語抒寫“及時行樂”的奇思奇情之作，似乎確可將許多人們的人生迷夢“喚醒”；有些研究者因此將這類詩作，視為漢代“人性覺醒”的標誌。但仔細想來，“常懷千歲憂”的“惜費”者固然愚蠢；但要說人生的價值就在於及時滿足一已的縱情享樂，恐怕也未必是一種清醒的人生態度。實際上，這種態度，大抵是對於漢末社會動盪不安、人命危淺的苦悶生活的無力抗議。從毫無出路的下層人來說，又不過是從許多迷夢（諸如“功業”、“名利”之類）中醒來後，所做的又一個迷夢而已——他們不可能真能過上“被服紈與素”、“何不秉燭遊”的享樂生活。所以，與其說這類詩表現了“人性之覺醒”，不如說是以曠達狂放之思，表現了人生毫無出路的痛苦。只要看一看文人稍有出路的建安時代，這種及時行樂的吟歎，很快又為憫傷民生疾苦、及時建功立業的慷慨之音所取代，就可以明白這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