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有狐》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
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
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
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注釋：
1、狐：在這裡比喻男子。綏綏：獨自慢走求偶的樣子。
2、淇：河名， 梁：橋樑。
3、厲：水邊淺灘。
譯文：
狐狸獨自慢慢走，走在淇水橋上頭。
我的心中多傷悲，他連褲子都沒有。
狐狸獨自慢慢走，走在淇水淺灘頭。
我的心中多傷悲，他連衣帶也沒有。
狐狸獨自慢慢走，走在淇水岸上頭。
我的心中多傷悲，他連衣服都沒有。
賞析：
我們通過一位懷春女子的主觀鏡頭，看見一隻衣不蔽體的孤 獨狐狸在踽踽行走。
是的，魁力從來不會因外在的東西而失去光彩。靈魂高貴出眾的人，完全可能因為種種不幸而落入窘困的境地，但窘困的境地掩不住他高貴靈魂的光芒。
寫到這裡，我們不得不再一次嘆服《經》編選者的眼光和境界，讓我們疑心他（或他們）如詩中那位深情的懷春女子，能從最不引人注意的東西中，發掘出最能震撼人心、最具有穿透力的魅力來。我們也不能不再一次感歎，是金子總要發光，儘管它可能被埋沒，卻絕不會因此而減少自身的光輝。
這肯定不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也肯定不是一個情人眼裡出西施的問題。
《詩經：木瓜》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
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
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
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注釋：
1、投：投送。
2、瓊：美玉。琚：佩玉。
3、瑤：美玉。
4、玖：淺黑色的玉。
譯文：
你用木瓜送給我，我用美玉回報你。
美玉不單是回報，也是為求永相好。
你用木桃送給我，我用瓊瑤作回報。
瓊瑤不單是回報，也是為求永相好。
你用木李送給我，我用瓊玖作回報。
瓊玖不單是匈報，也是為求永相好。
賞析：
“投桃報李”這個相關成語，應當與這的立意有關（該相關成語也出自《詩。大雅》中的《抑》），只不過是作為報答的東西更貴重，
來而不往非禮也。這是我們這個禮儀之邦的習慣和規矩。一般交往中是如此。男女交往中更是如此。男女交往中的“投桃報李”，已不止是一般的禮節，而是一種禮儀。禮物本身的價值已不重要，象徵意義更加突出，以示兩心相許，兩情相悅。
西方人是否還有這種傳統不清楚，但我們從美國作家歐。亨利的小說《麥琪的禮物》中讀到過類似“投桃報李”的故事，只是其中充滿著悲劇色彩。如今我們似乎已不太看重儀式了。其實，儀式在我們的生活中有著非常特殊的作用，不可或缺，正如我們不能缺少陽光和空氣一樣。儀式絕不是一種空洞的形式，總與特定的意義相聯繫。男女交往可以減去不必要的形式，
《古詩十九首·生年不滿百》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
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
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
愚者愛惜費，但為後世嗤。
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
注釋：
1、“秉”，執也。“秉燭遊”，猶言作長夜之遊。
2、來茲，因為草生一年一次，所以訓“茲”為“年”，這是引申義。“來茲”，就是“來年”。
3、費：費用，指錢財。
4、嗤：輕蔑的笑。
5、“王子喬”，古代傳說中著名的仙人之一。“期”，待也，指成仙之事不是一般人所能期待。
譯文：
一個人活在世上通常不滿百歲，心中卻老是記掛著千萬年後的憂愁，這是何苦呢？
既然老是埋怨白天是如此短暫，黑夜是如此漫長，那麼何不拿著燭火，日夜不停地歡樂遊玩呢？
人生應當及時行樂才對啊！何必總要等到來年呢？
整天汲汲無歡的人，
像王子喬那樣成仙的人，恐怕難以再等到吧！
賞析：
人生價值的懷疑，似乎常是因了生活的苦悶。在苦悶中看人生，許多傳統的觀念，都會在懷疑的目光中轟然倒塌。這首詩集以鬆快的曠達之語，給世間的兩類追求者，兜頭澆了一桶冷水。
首先是對吝嗇聚財的“惜費”者的嘲諷，它幾乎占了全詩的主要篇幅。這類人正如《詩經·唐風》“山有樞”一詩所譏刺的：“子有衣裳，弗曳弗婁（穿裹著）；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只管苦苦地聚斂財貨，就不知道及時享受。他們所憂慮的，無非是子孫後代的生計。
詩人似乎早就料到，鼓吹這樣的放蕩之思，必會遭到世俗的非議。也並非不想享受，只是他們常抱著“苦盡甘來”的哲學，把人生有限的享樂，推延到遙遠的未來。詩人則斷然否定這種哲學：想要行樂就得“及時”，不能總等待來年。詩中沒有說為何不能等待來年。其弦外之音，卻讓《古詩十九首》的另一首點著了：“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誰也不知道“來茲”不會有個三長兩短，突然成了“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的“陳死人”（《古詩十九首·驅車上東門》）。那時再思享樂，已經晚了。這就是在詩人世間“及時”行樂的曠達之語後面，所包含著的許多人生的痛苦體驗。從這一點看，“惜費”者的終日汲汲無歡，只想著為子孫攢點財物，便顯得格外愚蠢了。因為他們生時的“惜費”，無非養育了一批遊手好閒的子孫。當這些不肖子孫揮霍無度之際，不可能會感激祖上的積德。也許他們倒會在背底裡，嗤笑祖先的不會享福。“愚者愛惜費，但為後世嗤”二句，正如方廷珪所說：“直以一杯冷水，澆財奴之背”（《文選集成》）。其嘲諷辭氣之尖刻，確有對愚者的“喚醒醉夢”之力。
全詩抒寫至此，筆鋒始終還都針對著“惜費”者。只是到了結尾，才突然“倒卷反掉”，指向了人世的另一類追求：仰慕成仙者。對於神仙的企羨，從秦始皇到漢武帝，都幹過許多蠢事。就是漢代的平民，也津津樂道于王子喬被神秘道士接上嵩山、終於乘鶴成仙的傳說。在漢樂府中，因此留下了“王子喬，參駕白鹿雲中遨。下游來，王子喬”的熱切呼喚。但這種得遇神仙的期待，到了苦悶的漢末，也終於被發現只是一場空夢（見《古詩十九首·驅車上東門》：“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所以，對於那些還在做著這類“成仙”夢的人，詩人便無須多費筆墨，只是借著嘲諷“惜費”者的餘勢，順手一擊，便就收束：“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這結語在全詩似乎逸出了主旨，一下子岔到了“仙人”身上，但詩人之本意，其實還在“喚醒”那些“惜費”者，即朱筠《古詩十九首說》指出的：“仙不可學，愈知愚費之不可惜矣”。()只輕輕一擊，即使慕仙者為之頸涼，又照應了前文“為樂當及時”之意：收結也依然是曠達而巧妙的。
這樣一首以放浪之語抒寫“及時行樂”的奇思奇情之作，似乎確可將許多人們的人生迷夢“喚醒”；有些研究者因此將這類詩作，視為漢代“人性覺醒”的標誌。但仔細想來，“常懷千歲憂”的“惜費”者固然愚蠢；但要說人生的價值就在於及時滿足一已的縱情享樂，恐怕也未必是一種清醒的人生態度。實際上，這種態度，大抵是對於漢末社會動盪不安、人命危淺的苦悶生活的無力抗議。從毫無出路的下層人來說，又不過是從許多迷夢（諸如“功業”、“名利”之類）中醒來後，所做的又一個迷夢而已——他們不可能真能過上“被服紈與素”、“何不秉燭遊”的享樂生活。所以，與其說這類詩表現了“人性之覺醒”，不如說是以曠達狂放之思，表現了人生毫無出路的痛苦。只要看一看文人稍有出路的建安時代，這種及時行樂的吟歎，很快又為憫傷民生疾苦、及時建功立業的慷慨之音所取代，就可以明白這一點。
就是在整個古代詩歌史上，恐怕都算得上驚世駭俗之音了。至於那些孜孜追索于藏金窯銀的守財奴，聽了更要瞠目咋舌。這些是被後世詩論家歎為“奇情奇想，筆勢崢嶸”的開篇四句（方東樹《昭昧詹言》）。它們一反一正，把終生憂慮與放情遊樂的人生態度，鮮明地對立起來。詩人似乎早就料到，鼓吹這樣的放蕩之思，必會遭到世俗的非議。也並非不想享受，只是他們常抱著“苦盡甘來”的哲學，把人生有限的享樂，推延到遙遠的未來。詩人則斷然否定這種哲學：想要行樂就得“及時”，不能總等待來年。詩中沒有說為何不能等待來年。其弦外之音，卻讓《古詩十九首》的另一首點著了：“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誰也不知道“來茲”不會有個三長兩短，突然成了“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的“陳死人”（《古詩十九首·驅車上東門》）。那時再思享樂，已經晚了。這就是在詩人世間“及時”行樂的曠達之語後面，所包含著的許多人生的痛苦體驗。從這一點看，“惜費”者的終日汲汲無歡，只想著為子孫攢點財物，便顯得格外愚蠢了。因為他們生時的“惜費”，無非養育了一批遊手好閒的子孫。當這些不肖子孫揮霍無度之際，不可能會感激祖上的積德。也許他們倒會在背底裡，嗤笑祖先的不會享福。“愚者愛惜費，但為後世嗤”二句，正如方廷珪所說：“直以一杯冷水，澆財奴之背”（《文選集成》）。其嘲諷辭氣之尖刻，確有對愚者的“喚醒醉夢”之力。
全詩抒寫至此，筆鋒始終還都針對著“惜費”者。只是到了結尾，才突然“倒卷反掉”，指向了人世的另一類追求：仰慕成仙者。對於神仙的企羨，從秦始皇到漢武帝，都幹過許多蠢事。就是漢代的平民，也津津樂道于王子喬被神秘道士接上嵩山、終於乘鶴成仙的傳說。在漢樂府中，因此留下了“王子喬，參駕白鹿雲中遨。下游來，王子喬”的熱切呼喚。但這種得遇神仙的期待，到了苦悶的漢末，也終於被發現只是一場空夢（見《古詩十九首·驅車上東門》：“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所以，對於那些還在做著這類“成仙”夢的人，詩人便無須多費筆墨，只是借著嘲諷“惜費”者的餘勢，順手一擊，便就收束：“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這結語在全詩似乎逸出了主旨，一下子岔到了“仙人”身上，但詩人之本意，其實還在“喚醒”那些“惜費”者，即朱筠《古詩十九首說》指出的：“仙不可學，愈知愚費之不可惜矣”。()只輕輕一擊，即使慕仙者為之頸涼，又照應了前文“為樂當及時”之意：收結也依然是曠達而巧妙的。
這樣一首以放浪之語抒寫“及時行樂”的奇思奇情之作，似乎確可將許多人們的人生迷夢“喚醒”；有些研究者因此將這類詩作，視為漢代“人性覺醒”的標誌。但仔細想來，“常懷千歲憂”的“惜費”者固然愚蠢；但要說人生的價值就在於及時滿足一已的縱情享樂，恐怕也未必是一種清醒的人生態度。實際上，這種態度，大抵是對於漢末社會動盪不安、人命危淺的苦悶生活的無力抗議。從毫無出路的下層人來說，又不過是從許多迷夢（諸如“功業”、“名利”之類）中醒來後，所做的又一個迷夢而已——他們不可能真能過上“被服紈與素”、“何不秉燭遊”的享樂生活。所以，與其說這類詩表現了“人性之覺醒”，不如說是以曠達狂放之思，表現了人生毫無出路的痛苦。只要看一看文人稍有出路的建安時代，這種及時行樂的吟歎，很快又為憫傷民生疾苦、及時建功立業的慷慨之音所取代，就可以明白這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