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死亡的恐懼是我頭頂上的一團烏云

在學生時代，我覺得死是一件特別恐怖的事。
初中的時候，棒球隊里有名隊友被一輛土方車軋死了。那是我第一次在現實中接觸到死亡。
讀大學的時候，京浜東北線發生了一場事故，傷亡人數接近一百五十人。在死亡的乘客中，有我認識的人。
不管誰死了，這個世界都不會發生任何改變，今天和昨天沒多大區別。棒球隊的那名隊友也好，我認識的那名乘客也好，昨天分明還是生龍活虎的兩個人，可今天就像粉筆字被黑板擦擦掉了。僅此而已。我明白過來，人死了只意味著不復存在。既沒有什么天堂，

也沒有什么地獄。死人會非常簡單地消失于活人的記憶中。就算再悲傷，就算一連三天夜夜流淚到天明，到了第四天淚水也會干掉的。面對如此肅殺的現實，我感覺受到了很大的沖擊。所以，我特別怕死。要是我現在死了，肯定什么也不會留下。世人很快都會忘記，有個叫北野武的人曾活在這個世上，就像落在地上的一滴雨。
為了克服對死的恐懼，我選擇了一條相當于自殺的道路。
我母親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現實主義者。藝術啦、哲學啦、文學啦，她完全不認可這類東西的價值。對她來說，愛好這類玩意兒就是在浪費人生。她為我設計了一條出路：讀完理科大學，然后去家大型企業就職。因此，在我考取了明治大學理工學部的時候， 腦子里盡想著我就這么太太平平地念完大學，然后去做個循規蹈矩的工薪族。我現在覺得，當時自己之所以那么怕死，也許歸根結底就是因為這個。因為我對自己的人生沒有任何選擇的余地，所以我體會不到活著的感覺。
我讀大四是在1970年。從1960年到1970年，正是大學里的學生運動搞得如火如荼的時期。當時，各所大學都遭到了封鎖，授課基本處于停頓狀態。只要你交畢業論文，學校就會給你發一張畢業證書。日本社會當時正處于經濟飛速發展期，音樂、戲劇之類的文化演出開始大量涌現。于是乎，我基本上不去學校，取而代之的是整天流連在新宿一帶的爵士樂茶室里。
在爵士樂茶室里聊的那些話題，當時最時髦的是存在主義。 對于一個理工學部機械系的大學生而言，存在主義簡直就是天方夜譚，但這反而激起了我的向往。成為大學生后，我對這個社會的構造有了一些朦朦朧朧的認識，也明白了接下來如果想事業有成的話，就該想法進入官僚階層，還明白了如果就職于制造業，那今后的收入就堪憂了。要躋身官僚階層，就必須通過高級國家公務員考試。如果自己大學畢業后，在某家企業里做個工程師什么的，那頂多也就混到個二把手的位置。這樣的未來有多大前途呢？我意識到了現實的殘酷。
當時，有不少人氣劇團里的演員經常光顧爵士樂茶室。這幫家伙都是熱情洋溢之人，幾杯老酒下肚后會為了不同的戲劇觀爭得面紅耳赤， 有時甚至還上演全武行。在文化人的世界里，干活從來都不是為了維持生計，但他們居然還會上演這么轟轟烈烈、你死我活的戲碼，這對我來說實在算是新鮮事。當時的我只知道下町區的生活，只見過與戰后的價值觀保持一致的、為了謀生而玩命工作的成年人，看到這樣的場面后，感覺自己進入了高一個檔次的世界。那是因為，這個世界有一種令我目眩的文化氣息。母親在戰后對我長期灌輸的價值觀是：理工科大學畢業后，到大企業去就職，這是一條人生的成功之路。但當我在爵士樂茶室里游蕩時，每每會覺得這樣的想法實在太老土、太落伍了。突然之間，我有了一個荒唐透頂的想法：“對呀，我應該退學。 ”
如果我不是在心里打定主意自己已經是個死人，這樣的話我是絕說不出口的。所以說，我這里說的自殺不是什么文字游戲，對我而言，它就等同于真正的自殺。
就這樣，我下定決心要退學。那一天，我一邊走在橫道線上，一邊抬頭望著新宿的天空。湛藍的天空一片晴朗，就像我以前從沒見過、今后再無緣見到的那樣。我感覺眼前的景物全都清澈澄明，就像一陣勁風吹散了此前一直盤旋在頭頂上的那團烏云。那一刻，我對死的恐懼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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